，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幾乎接近殺光了，後來不得不用強制移民的辦法搞什麼“湖廣填四川”。那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大減的時候，書上說：全國的總人口只剩下五千萬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蕪，老百姓餓到了吃人肉的地步，這生產力怎麼個飛躍法？

第二，現階段人類社會中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是客觀現實，誰也無法否定。但是階級鬥爭是不是像中國大陸所強調的那樣普遍、那樣尖銳、那樣無處不在呢？在階級社會中，是製造矛盾、促使階級矛盾尖銳化好呢？還是解決矛盾，促使階級矛盾趨向緩和好呢？

社會在階級矛盾中發展，有其自然規律。這是為馬克思所闡明瞭的。列寧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定可以在一個國家中首先建成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一理論，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早日來臨，實現跳過資本主義積累時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然後迅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理想，所採取的，就是加深階級矛盾，以求加快社會發展的策略。

應該說，這種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長，實踐起來，卻不一定好。

中國的資產階級最懦弱，但是資產階級思想卻在人們頭腦中頑固地存在。被打倒了的地主階級，當然也有人心懷不滿，總想反攻倒算，總想變天。但也不容否認：多數人是老實的，特別是開明的、有知識的地主，關於“耕者有其田”的理論，應該說從孫中山時代就已經闡明、已經接受了的。

大陸進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殘酷鬥爭”，我懷疑過。是不是要把農村政權交給像楊百了那樣既無文化、又無品德、僅僅在土改中積極過一陣子的貧僱農，我也懷疑過。

一個歷史時期有一個歷史時期的認識標準。封建時代，攢錢買地，出佃收租，不但“合法”，而且天經地義。到了社會主義時代，國家制度規定土地國有，出租土地者為剝削，是違法的。但是這兩個歷史時代，必須有個明確的分界線。這就叫歷史唯物主義。把新中國建立的時期定為分界線，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債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後，如果還收租放債，就是違法。這樣的政策，哪個地主接受不了，再嚴懲不遲嘛！

新中國建立以後，如果宣佈土地國有，限制地權，所有耕地由國家收買，然後分給、租給或賣給農民，這個政策一定行得通，不會引起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加劇。

我到了香港，後來又到過臺灣，還特地到臺灣農村去參觀過，才知道臺灣的土地改革採取的是“贖買政策”，限制地主擁有土地量，多餘部分由農民按國家規定的低價向地主購買，分十年付清。這樣，農民與地主之間不發生矛盾，不產生冤仇。農民的土地是經過自己的勞動付出代價買進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對產業也更加愛惜。不像大陸的一些懶漢，分到了土地，也不想花力氣經營。只等著農村經濟往兩極分化，進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再一次“從天上掉下餡兒餅來”。

第三，階級鬥爭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也只限於前一個歷史時期，對於像我這樣“在新中國出生，在紅旗下長大，在黨的哺育下成長”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資產階級家庭，也不應該再以前一個歷史階段的階級成份分敵我。特別是新中國出生的地主子女，沒吃過一天剝削飯，生活比貧下中農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視，不但入不了黨團，連少年先鋒隊都不許參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還規定這些孩子小學畢業以後不許上中學，實在冤枉。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對當局來說，是錯誤地過高估計了家庭的影響和作用，而過低估計了黨團社會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為己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敵對的一方去了。對這些被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來說，無法解釋自己何以會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時候投錯了胎！

我作為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儘管我是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但我是個“前娘”生的兒子，共產黨這個“後孃”並不愛我，處處地方歧視我，限制我，打擊我。我也曾經像我父親一樣立志不參與政治鬥爭，好好兒學一門本事，做一個“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人”。但是連這樣最低的要求都不讓我達到，不許我實現。我才二十歲，至少還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陸，連做一個普通公民都不能夠，還有什麼意思呢？裴多菲和羅蘭夫人都說過：“不自由，勿寧死。”我並沒有向共產黨要求額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為一個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應該有的、一視同仁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與苛求了，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