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現在大都歸還或折價歸還原主了。日本人佔據的碼頭，現在也歸還民用了。那麼碼頭工人呢？從道理上說，也應該原來誰在這裡乾的，依舊在這裡幹。可是時代變遷，有許多人已經改行，有許多人已經到別的碼頭上幹了，有的已經故去。硬性規定只有以前在這裡幹過的才能回來幹，也不合理。我看，最理想的辦法，是大家都參加碼頭工人協會，大家在一個協會下面，豈不就不存在你我的問題了？具體到誰應該留在這個碼頭，誰應該換到另一個碼頭去，由協會出面解決，就不必用這個殺人比賽的方法來決定去留了。大家說，我的話對不對？”

工人們大都同意這個意見。說他們不怕死，那是在無可奈何下被逼的。何況究竟要死多少人，才能把這個碼頭爭到手，誰也說不清楚。再者，多數碼頭工人都聽說過曼谷市也已經有了碼頭工人協會，能夠不死人解決問題，誰又非得去死不可呢？

不太願意的，只是幫派的頭頭兒。但是他們一者懾於烏冬的身份和地位，二者心裡其實也怕這樣拼下去，死人太多，在犧牲者家屬面前無法交待。因此，經過反覆做工作，第一步先做到雙方都偃旗息鼓，退出賽場，第二步再爭取願意組織碼頭工人協會的人出面挑頭，第三步再由碼頭工人協會出面進行協調，不久就把爭端給平息了。

這一場爭碼頭的事端，最後吃虧的，還是幫派的頭目。因為工人一參加了協會，就不聽幫派頭目的話了。

諸如此類的爭端，烏冬也不知道解決了多多少少。

就在他的事業最最興旺發達的時候，他的母親故去了。他手下的徒子徒孫和全國各地各幫派的幫主、大哥、舵把子們，都主張藉此機會大肆張揚一番，為烏冬揚名，實際上也是為黑社會各幫派豎立一杆旗杆。烏冬心裡明白，這件事情如果辦起來，儘管自己不用花費一個銖，甚至可以大大收入一筆，但是場面之大，一定是空前的。為了心中有底，他特地去拜訪市長，徵求意見：

“我從小沒念過書，靠母親含辛茹苦扶養長大。自己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她的功勞。我的朋友們，都拿她當母親、當祖母般敬重。如今故去，朋友們從全國各地紛紛趕來弔喪，我也不好意思推拒。朋友一多，場面一大，出殯的時候難免要影響交通。我怕為此招來物議，所以特地來與您商量，這樣的事情，辦得辦不得？”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嘛！”市長很痛快地說。“曼谷市三天兩頭有富貴人家大出殯，簡直成了我們曼谷的一景了，旅遊者遇上了，都高興得了不得呢，為什麼獨獨到了你母親，就不行了？國王提倡忠孝，你為母親出殯，正是一片孝心嘛，誰敢說這不是好事？至於說怕影響交通，這不成問題。到時候我通知警察局，讓他們多派交通警察，給你維持秩序。只要你多打發幾個酒錢就行了。”

烏冬得到了市長的准許，膽子一下子大了起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廣泛散發訃聞，來一個開歷史之先河，辦一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場面最最盛大的大出殯。

到了出殯的那一天，那場面之大，別說是市長沒有想到，就是烏冬自己，也沒有想到。因為弔喪的人是從全國各地甚至外國匯合來的，到底有多少人、多大的場面，他事先並不知道。

總之，出殯的那一天，全城主要幹線為之停頓交通達四個多小時。任憑臨時增加的一百多名交通警察在沿途維持秩序，可是根本不起作用。出殯的行列，從首至尾，加上看熱鬧的，足足拉了有三四里路遠。隊伍的最前面，是由一百人組成的特大型軍樂隊，人人都穿著雪白的制服，佩著烏黑的肩章、領章，連指揮棍上的紅穗穗，都換成了黑穗兒，以示哀悼。樂隊的最前面，是四面大鼓，四個大低音喇叭，像潛望鏡似的，老遠就能看見。樂隊後面是儀仗，由各機關、團體、公司、商號、幫派、個人送的花圈、香亭、紙人紙馬之類組成，足足又是幾百抬。最前面的一個大花圈，就是市長先生送的。儀仗隊的後面，是領靈的孝子烏冬，他身穿白色粗麻布孝袍，手捧靈牌神龕，彎著腰，哀哀切切地邊哭邊走，身後是高搭白絹綵棚的靈柩，足有三四丈高。靈車前面是用好幾匹白綢接起來做成的兩根“挽”，足有二百多人胸佩白絹花、臂戴黑袖章，排成兩行，一手扶“挽”一手持白花一束，作為前導，稱為“執紼”。能夠參加“執紼”行列的，當然都是有頭有臉的至親好友以及各地幫派的幫主和大哥們。

在棺材前面的儀仗和執紼隊伍，是經過組織安排的，長度不過一里路，人數不算太多，秩序井然，並不混亂。人數多而秩序亂的，是棺材後面的那一部分“送葬”行列。送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