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呢？”

“恐怕，這是因為鄧公也對改革到底怎麼走心存疑慮吧。”唐歡說到這裡，就慢慢嘆了口氣。

的確，如果說1985年之前，胡趙都是堅定的鄧公一系的話，那麼1985年之後，事情就發生了變化，或者可以說，19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中國政壇的一個分水嶺。

這是因為，在1985年之後，由於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的領導層圍繞改革中的兩種不同觀點開始向兩極分化了。一種觀點是在**領導下政治上相對開放的以市場為主導地經濟；另一種是較少政治自由的、**和政府繼續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絕對控制的、由市場政策進行調節的計劃經濟。

前者，或者說完全以市場為主導的更加自由的經濟政策，強調的是經濟和政治改革地同時並舉；後者較保守的觀點則強調地是緩慢漸進的經濟改革，不願意進行大幅度地政治改革。而雙方辯論的焦點則是：引進價格體系改革的時間和性質問題，還有就是最關鍵的黨政分離問題。

改革開放的觀點最早似乎是由趙和胡提出地，然後他們的觀點得到了鄧公支援，並且鄧公也因此想法提拔了他們。用他們地熱情跟能力去推行改革開放，否則的話。以他們的背景來說，根本就沒有可能在那麼短時間內登上國家權利的頂峰。而趙跟胡，也是所謂開明改革派的領軍人物。

在八十年代中期到1986年底以前，他們這些更加開明的改革派似乎掌握著主動權，是他們討論並起草了引進價格改革的計劃。

事情發展到這裡，一切似乎都還沒有什麼太突出的矛盾。但1986年4月，隨著他們的深化政治改革。特別是黨政分離的試點工作開始進行地時候，鄧公和胡耀邦之間地關係彷彿一下子就出現了裂痕。

當然，這只是雙方裂痕的一種表面化，其實在之前，就能夠看出雙方都已經有些不爽了。如果說之前鄧公是完全支援**內開明一派地話，那麼到了這時候，鄧公則幾乎完全站到了保守派那邊。

實際上這種事情，在蘇聯也是一樣，蘇聯的改革也是一樣在進行，因為對於蘇聯跟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他們都清楚不改革就無法繼續走下去。所以其實中國跟蘇聯的改革幾乎是同步的。而在政治方向上，戈爾巴喬夫跟胡趙兩人的觀點。其實也相差不大，當然結局一樣，雙方都失敗了，而戈爾巴喬夫的失敗，似乎更加慘痛，賠上了整個蘇聯，中國則因為鄧公的強勢出手，避免了國家的大規模動盪。

唐歡一直認為，所謂的民主跟自由，都是要跟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定，在整個中國大眾普遍都不清楚到底什麼事民主跟自由之前，或者說在他們還沒解決好溫飽之前，奢談西方的民主完全是自找麻煩，而後來的64事件，在唐歡看來，更像是一種發洩，一種以自由民主口號去宣洩對生活種種不滿的發洩，而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民主改革。

的確，自從87年之後，中國因為完全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引起了劇烈的通貨膨脹，而中國老百姓一向有存錢的習慣，因此到了89年的時候，大多數老百姓忽然發現自己變得比以前更窮了，然後加上當時許多因為企業改革而下崗的工人生活無著落，國家也取消了過去那種把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全包的政策，還有看到身邊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生活奢華而有著強烈心理不平衡的仇富心理等等等等，這些改革中積累起來的不滿，就以一些幼稚衝動的大學生為主導，以某些嚮往西方民主的大學教授為核心，加上外國**勢力的資助，開始發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最終結果在推翻**執政的，支援所謂黨政分離政策的示威暴動。

結果不言而喻，與91年蘇聯不同，因為鄧公的強勢，因為果斷的調動軍隊進京鎮壓，這個暴動最終被鎮壓下去，國家維持了統一跟穩定，而暴動過後，似乎所有的負面能量一次性發完，人們就再也不想去管什麼黨政分離的閒事，而是專注於提高自身生活素質的事情上來。****

當然，中國89年事變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這時期最廣大的群眾基礎其實還是農民，而農民對所謂黨政分離其實並不反感，相反，他們很多人反而還對那種自由的經濟改革不怎麼喜歡，因此整個國家其實從整體上是十分穩定的，也就是京城等幾個少數大城市的大學生之類鬧騰，然後某些下崗工人跟著同情一下，加上各級政府嚴密監控。並沒有真的造成轟動效應。

在後來的網上，唐歡記得很多小白憤青對這個事情痛不欲生，說什麼毀掉了中國的民主改革，這在唐歡看來，根本就是個笑話，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