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沒什麼具體的目標或是要求，只不過是激於義憤才聚集在一起湧到縣裡來的，幾個農民在一起說些激憤的話也就罷了，在這樣的場合真叫他們站出來說話，他們卻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況且還有很多農民把“槍打出頭鳥”這句老祖宗留下的話當了真，就更不敢說了。

眾人交頭接耳，卻無一人站出來說話，王副縣長說：“要不大家看有誰能做個代表，讓他來說？”

眾人你推我，我推你，一時也沒個頭緒。這時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站起來，說：“我不能代表大家，只是就我個的看法說幾句話，大家看有沒有道理，如果沒有道理，我也就算沒說，行不行？”眾人愣了一下，就有人說：“行，柱子，你是高中生，就你說吧！”

周書記把自己手中的擴音器遞給了他，他接過來，說：“從來沒見過大場面，還真緊張呢！”王副縣長說：“你就說吧，沒事的，只當是自己家兄弟在一起談心！”那年輕人咳了一聲就說開了：“我叫田立柱，是黃獅寨鄉向山村田灣組的農民，今天我們來縣裡的原因各位領導也是清楚的，我也不多說了。我們來這裡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請求縣裡放了田國泰，就是那個打了洪鄉長的老頭，他的確是個很老實本分的人，我想打人肯定不是他的本意；再一個就是請縣裡阻止黃獅寨鄉政府對以資代勞款的徵收，我們農民真的很窮，掙點現金不容易，我們交不起。雖說‘誰受益，誰負擔’是上面的檔案，我們現在也不管這個檔案是否合理，但即使是這樣也要看我們農民負擔不得起。其他的‘皇糧國課’、‘三提五統’我們也不敢有什麼話說。大家看是不是這麼個事？”眾農民紛紛稱是。田立柱又接著說開了：“王縣長、沙書記，我讀過高中，比我的這些鄉親略微想得多一些，我有些問題怎麼也想不通，可不可以問問你們？你們是我見過的最大的幹部！”王副縣長和周書記交換了一下眼色，說：“這有什麼不可以？說了是談心的，當然可以說了！”王立柱：“我們農民種了國家的土地，每一年都要交農業稅，可是工人、教師、幹部他們一樣都是利用國家的資源從事一種工作，為什麼他們拿了比我們高得多的收入就可以不交稅呢？修路、修學校，在我們農村，政府叫我們‘誰受益，誰負擔’，可是城裡的馬路比我們鄉下寬得多了，學校也比我們的要好得多了，為什麼他們不能‘誰受益，誰負擔’呢？都是共產黨領導的，我們農民為什麼活得這麼憋屈呢？新聞經常聽說城裡要解決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就業、就學、住房等問題，可誰想過給我們農民解決這些問題呢？農民的苦又跟誰說去呢？這麼些年來，我們的生活是有所改善，但那更多的是因為我們這些人到外面城裡打工賺的那點錢，可我們在外面打工遭的罪又有誰知道呢？乾的是最苦最累的、城裡人寧願吃低保也不去幹的活，吃的是城裡人買剩的飯菜，住的夏熱冬冷的工棚，孩子沒處上學，一不小心還要被遣送！說實話，我這次就是被遣送回家的，原因只是沒有暫住證，遣送中間遭的罪我也不想多說了，我們中間很多人都嘗試過的。”田立柱的眼睛圈有些紅了，諾大的影劇院靜得一絲聲音也沒有。田立柱嘴角咧了一下，想笑，沒笑出來：“可是我們不能埋怨，因為那是人家的地盤，沒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可是，為什麼我們回家了，在自己的地盤上還這麼憋屈呢？這是為什麼啊？”沒有人再說話，有人在嘆息。

王副縣長、周書記、徐局長還有那些警察、幹部們一臉的沉重。王副縣長：“小田，也許我本來就不是一個稱職的幹部，我想了千百個理由來回答你，可是我無法用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解釋你的問題。唯一能說的就是這麼多年以來，歷史沉澱下來的、我們現行的體制出了問題，這不是我、我們這些人能力能夠解決的，但我們要相信，這只是一個暫時的問題，我們的黨也看到了這個問題，正在想辦法解決，也許就在明年，情況一定會改觀。我現在心情特別沉重，我們沒有能力讓你們在自己的家鄉富起來，讓你們在外面受盡了委屈，回到家裡還要受委屈，我們對不起你們！也請你們相信縣委、縣政府，我們正在努力，我們會把屬於我們自己的地盤建設好。至於你們提高出來的兩件事，我沒有請示縣委、縣政府的同意，也沒有同周書記商量，我以淮源縣常務副縣長的名義答應你們，我立即打電話，讓黃獅寨派出所立即釋放田國泰老人，黃獅寨鄉的以資代勞款不再要求現金支付，農民們可以透過出工的形式來完成自己義務，另外，據我所知，黃獅寨公路的工程款還有六十萬的缺口，這六十萬也不再向農民收取，我們會想千方百計拿出資金修好這條路。”說完向周書記看了看，周書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