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經營、專買專賣的，後來透過開中把法把權力下放到了下面的鹽商手中，按理說，除了他們，是沒人有資格販鹽賣鹽的，一旦抓獲，便是除以重罪。

但是販鹽賣鹽其中利潤實在是太高，所以歷朝歷代，鹽販子根本就是抓不盡，抓不絕的。明朝也不例外，私鹽販子眈眈窺視，四處潛藏奔走。而到了明朝後期，私鹽販子們找到了一頂特別堅固的保護傘，那就是軍隊。他們花一筆錢送給某軍官，然後這軍官就派軍隊“武裝護送”，雖說這會兒明朝士兵地位低，武官地位低，但那是和文官相比的，一般小民哪裡惹得起？而且車上插著軍旗，那就是軍車，便是地方官也是生怕惹事，不敢阻攔的。

是以基本上都是一路通行，時間長了，嚐到了甜頭兒，這些軍官們不但“往往受財故縱”，而且接受鹽徒財物，護送私鹽出境。

其二呢，則是自己乾脆搞起了“第二職業”。明朝為讓軍隊減輕財政負擔，太祖皇帝定下的規矩，實行軍墾，大興屯田。屯田在國朝初年是搞得很不錯的，太祖年間，一年稅糧，米麥豆粟等有三千二百多萬，而軍屯交上來的子粒糧就多達七百萬石。“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非常輕鬆的就解決了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所以洪武大帝不無自豪的說過：“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不過到了後期，軍屯幾乎變成了武官家的“私田”，他們侵奪屯田，隱佔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而且利用武官身份，一分錢的稅都不納。明英宗時有名為田禮者，“侵佔屯地四千一百餘頃，遞年不輸子粒。”除了武官之外，各地駐守的內監和功臣勳戚也是上來湊熱鬧，宣德四年，武官與鎮守內外官，浙江、江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都司並直隸衛所，多佔田地耕種，栽植蔬果，動千百畝，皆無稅糧。

正統元年，鎮守太監王貴於陝西佔種官田百餘頃，侵奪軍屯水利，私役軍卒九百名。王安、王瑾，於甘肅共佔田六百餘頃。各地屯田多為內監、軍官佔奪，法盡壞。弘治八年，太監、總兵等於甘州，屯田肥饒者多為太監、總兵等官佔壓。鎮守太監傅德、副總兵都督周玉，於甘肅盜種屯田三百餘頃。弘治九年，鎮守太監傅德於甘肅佔種軍田270餘頃。正德四年，鎮守太監宋彬於甘肅等處查得莊田一百一十二頃。分守涼州御馬監太監張昭於甘肅等處佔地三十三頃。

嘉靖元年，分守太監李睿於陽和天城，侵佔莊田（疑即屯田），役軍耕種。嘉靖八年，鎮守太監白懷、監槍少監張泰於遼東各佔種軍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餘頃，少者十餘頃。隆慶元年，勳臣內官鎮守總兵佔宣府牧馬地、屯田團種等地，往時以勳臣內官為鎮守總兵，各佃種數十頃，收租以充公用。後雖奉旨革回，而佔田如故。隆慶三年，內官及公侯之家，狡猾之徙，（私將屯）田投獻內臣及公侯之家，名曰香火功臣等地。

這是侵吞屯田，至於其它的斂財手段，就更是不勝列舉。

歷朝歷代，國家對軍隊的撥款是佔財政大頭的，其中的人頭經費——也就是軍餉——絕對是打足預算的，明朝的武將也沒少在這方面開動腦筋。第一種手段是發揚了**“老傳統”，直接剋扣士兵糧餉，如果財政是按人頭每人每月n兩銀子撥付，在到他手之前就去了三成，而在他那裡，又去三成。這三成就入了私囊，貪了這些，明朝的武官還是不滿足。若是全部都歸自己那多好？半貪了之後便想全貪，他們想的辦法無非就是老一套——虛報名額。

士兵死了，不上報，這還不行，士兵自然死亡畢竟不多嘛，那就逼迫士兵逃亡！或者說，那就放縱士兵逃跑吧！所以，許多基層單位，士兵空了一小半甚至是一大半，而上報的人數依然記錄在冊，上頭依舊是按照花名冊撥款。

衛由衛指揮使率領，轄五個千戶所，共五千六百人；千戶所由千戶率領，轄十個百戶所，共一千一百二十人，百戶所由百戶帶領，轄兩個總旗，共一百一十二人；總旗轄五個小旗，共五十人；小旗十人。洪武二十六年，定全國都司、衛所，共設都司十七個、行都司三個、留守司一個、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個、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個。兵額最多時達二百七十餘萬人，軍戶七百萬口！這些大軍可沒有多少樣子貨，基本上都是跟著朱元璋打出來的老兵為骨幹組成的，戰鬥力極其強大。

到了正統年間，到了二百餘萬。到了那會兒，戰鬥力就已經下滑的非常嚴重了，但至少京營七十二衛外加三大營五十萬大軍，還是非常驍悍的。及至現在，崇禎帝中期，軍隊同樣號稱數百萬，其中的水分，很大很大。除了天真的崇禎帝相信他擁有百萬雄師之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