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飽讀詩書，特別是理學，整日研習所謂聖賢之道。

二、堅持寬於律己，嚴於待人的原則，以聖人的標準來要求別人。（一部分）

三、擅長罵人，掐架，幫派鬥爭。

座右銘：打死不要緊，青史留名在。

要說明的是，這不過是文官集團的一般特徵，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團的積極意義，實際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優秀文官是嚴於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幹活，也不好色，沒有什麼其他娛樂，按說不應該有什麼值得指責的，可善於研究問題的文官們還是找到了漏洞。

這位明宣宗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活動，卻有一個小愛好——閒暇之餘鬥蛐蛐。雖然這不算是健康的文體活動，倒也不是什麼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閒方式，你總不能讓他每天做一套廣播體操當娛樂吧。

但就連這點小小的愛好，也被文官們批判了很多次，後來不知是誰缺德，竟然給這位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個外號“蛐蛐皇帝”。

確實過分了！

這些人的行為可以用矯枉過正來形容，無論誰當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還是成全了他，當年因正義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榮的事。

如那位李時勉就是一個例子，被打之後不但毫無悔意，還洋洋自得，深以被打為榮。

而在明宣宗時代，文官集團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內閣權力也越來越大，出現了所謂“票擬”。

票擬，也稱條旨，指的是大臣草擬對各種奏章的處理意見，並將這些意見附於奏章之上，送給皇帝御覽。

票擬的出現是必然的，朱瞻基明顯沒有他的祖先那樣的工作精力，整日勞頓還是忙不過來，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親自看過處理，於是他便安排內閣人員代為瀏覽奏章，並提出處理意見，這樣他也會輕鬆得多。

可能有人會問，這樣的話，皇帝還有什麼權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嗎？

這個請大家放心，古往今來的皇帝除了極個別之外，都不是白痴，給內閣票擬權只是為了要他們幹活的，皇帝還留有一手後著，專門用來壓制內閣的權力。

這一後著就是同意的權力。

不要忘記，大臣只是給皇帝打工的，一項政令是否可以實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見，然後寫上請領導審批的字樣，送給皇帝大人審閱，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筆千文，上萬言書，也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這一點，他有效地發動大臣們的積極性，讓他們努力幹活，卻又卡住了他們僕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經過票擬的奏章只有經過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實施。

由於皇帝用於批示的是紅筆，所以皇帝的這一權力被稱為“批紅”。

至此，到明宣宗時，皇帝的權力被正式分為了“票擬”和“批紅”兩大部分，朱元璋做夢也不會想到，僅僅過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經營的政治體系就被輕易地擊破並改動。

此後明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中，“票擬”的權力一直為內閣大學士所佔有，而“批紅”的權力卻並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後，這一權力將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臺的人所佔據。

這些人就是太監。

明宣宗這一輩子沒幹過什麼壞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歡鬥蛐蛐被人說過幾句外，沒有什麼劣跡，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後世的人甚至認為，明宣宗做的這件錯事給大明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他到底做了什麼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事呢？

說穿了其實也沒什麼，他只不過搞了點教育事業——教太監讀書。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設定“內書堂”，教導宦官們讀書，大家應該知道，在傳宗接代觀念極其嚴重的中國，去坐太監的都是不得已而為止，混口飯吃而已，這些人自然沒有什麼文化，而朱瞻基開設學堂的目的，正是為了給這些太監們掃盲。

可他不會想到，這次文化啟蒙運動不但掃掉了太監們的文盲，也掃掉了阻擋他們進入政壇的最後一道障礙。

要知道，當一個壞人並不難，但要做一個壞到極點的極品壞人是很難的。沒有文化的壞人乾點小偷小摸，攔路搶劫之類的勾當，最多隻能騷擾騷擾自己家的鄰居老百姓，而讀過書的壞人卻可以禍國殃民，危害四方。

從事情的後續發展來看，朱瞻基的這一舉措確實也培養了不少極品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