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斯隆和我一起參加一個會議，會中某位大企業的最高主管表示：“我們對高等教育有責任。”斯隆問道：“在企業界的我們是否有權主導高等教育？”他回答：“當然沒有。”斯隆火冒三丈地說：“我們就甭談所謂的‘責任’。你是一家大公司的高階主管，應該知道這條鐵律：‘權’與‘責’應該是相當的。如果你不想要‘權’，這‘權’也不屬於你，就不要說什麼責任；若是你不想負責任，也不該由你來負這個責，就別談‘權’。”

斯隆的管理原則就基於此，這當然是政治理論和政治史的第一課。“有權無責”不合法，“有責無權”亦然，都會導致獨裁。斯隆希望他手下的專業經理人有相當多的權威，也要他們負起相當的責任。由於這一點，斯隆把權威的範圍限定在專業的領域裡，因此拒絕負起其他非專業部分的責任。他認為我的書令人無法接受，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認為斯隆的立場非常有力，過去我無法動搖，現在也是。我們可以說通用或是企業管理的缺點正是斯隆堅持的那種明確、嚴格的管理責任體系。按照斯隆衡量成功的標準，也就是看市場佔有率、利潤和銷售額等，通用的確是過去30年來的最佳典範；但是從公眾評價、政治接納和世人尊崇等方面來看，通用卻是個大失敗，其他“專業”，像美國的醫學界、法律界和教育界也是如此。總是有人抨擊這些專業領域沒有負起“公共職責”，以“專業”劃地自限。今日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組織日趨複雜，意味著管理這個社會的“專業人士”必須負起責任，致力於公眾之利。除了他們，沒有人能做好這件事。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多元的社會不可能靠著“特殊利益”的衝突與交集來產生公共福利，謀求公眾福利。

斯隆的立論也許過於嚴苛、純粹和嚴謹，但還是有其不可輕忽的價值。今天對企業界和對通用的攻擊，像是納德（RalphNader）所言，都是以“反商”為目的。然而，要求企業負起“公共職責”，卻是30年前我在寫作《企業的概念》時想像不到的。這樣的攻擊無異於要企業去爭取權威，並同時剝奪企業本身的力量。正如斯隆30年前所見，這麼一來反將使企業和其他“利益”成為我們的主宰。

●譯註

①微觀經濟學：著重對社會中各個消費者、生產者，或企業的經濟行為的分析，即是微觀分析，運用此種微觀分析的理論即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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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的專業風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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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聯邦分權管理：一種管理模式，把權力和中央控制分散，以組織、管理一大型、多部門的公司。

③傑斐遜派：指美國第三任總統託瑪斯·傑斐遜的追隨者或信徒。傑斐遜是《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黨的建立者。

④追加事業津貼：指除失業保險外，公司再發給暫時被解僱工人的救濟金。

⑤德布斯（1855～1926）：美國勞工領袖，曾任鐵路聯盟主席，參加建立社會民主黨和組建世界產業工人聯盟，曾五度成為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後遭人迫害入獄。

⑥保健因子：是為涉及工作環境的因素，如果沒有此一因素，工作者將無法獲得滿足。保健因子又稱維護因子，諸如公司政策、工作環境、金錢、地位、員工與上屬的關係等因素皆為維持心理健全所必須。此一理論是由Herzberg、Bausner和Snyderman在建立員工的滿足與不滿足理論時所定義的。

⑦利潤分成：將部分利潤按服務年限、工資比例等條件分配給職工的方式。

⑧普通股：系公司的最大類股票，其持有人的股利分配處在優先股之後，但在股息後取股之前。普通股持有人承擔風險較多。如公司利潤少，則所得甚少，或分不到股息。在公司解散時，在變賣資產分配上，處在最後，但普通股在公司大會上，有投票權，在公司利潤多時，較其他類資本獲得較高的利潤。

⑨塔夫脫（1889～1953）：任期長達14年之久的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因擁護傳統的保守主義而被稱為“共和黨先生”，1948和1952年總統大選均未獲提名，說明其孤立已為黨內國際主義者所挫敗。

⑩美國自由聯盟：為橫跨兩黨的政治組織（1934～1940），強烈反對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尤其關於勞工和農業計劃的部分，財源來自富裕的企業家。1936年羅斯福連任獲壓倒性的勝利後，自由聯盟便逐漸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