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簡單。一切都是利益問題，看有沒有需要。有需要就有必要，有必要就想入，沒必要，就不想入。”

李曉晴提議：“細點說、、、、、、”

劉盼田：“比如說，我們七家土改後是第一個開始搞互助組，就是因為需要。我們四家分了一匹馬，他們三家分了一頭牛，主要就是插牛犋。另外還有就是看這幾家，人心能不能合，有沒有耍奸頭的，土地連不連片。而我們七家，正好土地幾乎就是三片，農忙時一互助，全出工、出力，一干就是六年。誰家用的牛犋工多點，和在誰家飼養，從工上和用車上再從錢上找一找，誰心中都有桿秤，一碗水端得差不多平也就行了。若不然就是像有些人家，牛犋插了二年三年，到緩過來錢時就掰開，賣了或買了，換個人家再重插。而互助組農閒時，我們就去各幹各的，搞點個體專業、副業，互不干擾，還都自由。可高階社化像動員打大仗，說：拔掉私根、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為最終建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可這不是目前的生產、生活馬上就必須的需要呀。五五年春天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時不是定了嗎：把互助組辦好、初級社整頓好，一定要抓好生產，待將來搞機械化生產需要時　，再擴大合作化。可夏天就變了，秋後就不算了。小王莊是大王莊的佃戶村，絕大多數全是貧農，土改時全是翻身戶；房子不夠，山林裡有得是樹，還分了木材，起點可以說村裡各戶也都一樣吧。後來是兩極分化了，可這不是剝削和壓迫的結果，我們是起早貪黑幹活，比如上山摟樹葉積肥，找山貨、搞養殖，賣了錢後還省吃儉用，但這不是為了將來買地想當地主，而只是想趁年輕時，能累得起，給以後孩子多了、花銷大了、自己累不動了的時候打個基礎。可象嚴志友和袁輝他們那樣的人家，就是懶、好吃、窮造。他們不去致富，怪誰呀？焉武五四年響應號召組織的也盡都是些象嚴志友、袁輝他們這些勞動力多的戶組成的窮棒子社，為什麼就幹不過王順領導的《東方紅》初級社，原因就是他們缺少生產資料的積累，還有仍是龍多靠，個個私心大，各懷心事。其實人怎麼能消滅私心呢？一母生五子，哥五個都成家了，若都還在一起過，家裡人對吃穿，誰清閒了，都可以去攀比，就很少有人去攀誰起早貪黑、勤儉挨累了。若不，也不會有這麼一個故事：古代就有一個小國為了民富國強，定了個法，男子十八歲就必須從父母家獨立出去，誰要不出去就挨罰。當然這個故事我也是過去聽人家說的。可現在卻非要合作化，若怕兩極分化就定個法：禁止買賣土地；哪怕象收租一樣再多收點稅去扶助有天災病業的階級兄弟，也比硬把大家組織進這個生產資料歸公的高階社裡強！俗話說：‘捆綁不成夫妻’，‘硬擰的瓜不甜’。怎麼？歸公了，就拔掉私根了？我認為不可能！共同富裕就更難了！原因就是大家很可能向那些懶的，耍奸頭的、耍嘴皮子的人看齊！焉武他那個初級社搞不好的原因就是例子。我當時就想：先合作化，後機械化這個政策不對！但高階社為啥卻還都興起來了呢？什麼積極份子，個別的人是在聽黨的話，可也有些人當時就說過這是小土改，他們就是想佔別人家的便宜。而大部分的人就是在隨大溜、、、、、、所以我們就不願意入社。而開會的頭幾天，我還噹噹時的工作組說了，這條路，肯定不會共同富裕。可他們說：以後再這麼說，就是現型反革命份子的言論了。這不！不到一年，昨天真就給我掛上了個現型反革命的牌子。”他表示回答完了。

“我聽懂了！”李曉晴苦澀地笑了笑，立刻又提出了新問題，“但，你們為什麼最後又都同意了入了呢？畢竟都還是自願的吧。而年底為什麼又都想要退社了呢？”

劉盼田：“不同意入，行嗎？說是動員、引導，說服教育、、、、、、說吃水別忘了打井的人、難道毛主席不是為了咱五億農民好嗎？說一句心裡話，也真起了點作用。不過更主要的是，工作組當時叫‘抓兩頭，帶中間’的工作方法造成了一種形勢：給真積極的和口頭積極的人與我們不想加入高階社的人，天天都給分開開會。那邊是天天表揚他們，翻身不忘本呀，一心向黨，聽毛主席的話了，讓他們多去串連，發動群眾；給我們這邊是憶苦思甜，講黃世仁、穆仁智的狠毒、剝削制度的罪惡，講蘇聯集體農莊裡的幸福生活。合在一起，開大會時也講、、、、、、不久，我們就察覺到村子裡，另眼看待我們的人越來越多了，好像我們再不同意入社，就好比是要做地主老財了。我們當時的心情特不好受，很複雜，太亂了。再加上當時的大王莊這片的工作組組長，當時大家都叫他洪部長，他向我們大家也真的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