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似有教條之嫌了），給胡風羅織了不少罪名，定成了反革命份子。先是打擊了一大片，後來又挨個過篩子，最終還是給凡支援過胡風觀點的人中有點分量的人，打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而先被打擊一大片時捲進去的人，他們當時不是也麻煩纏身了嗎？還有就是今年的電影界的鐘惦棐，他於去年十二月發表了《電影的鑼鼓》前後兩篇文章，毛主席於今年，先是持肯定、鼓勵的態度，可又在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時，一錘定音，一下子又把鍾惦棐打入了‘另冊’，他肯定就要倒黴了。她或他倆想發表見解，這又何必呢？！《人民日報》遲遲未跟毛主席的兩篇講話精神進行宣傳，其深層道理，不也就不言自明瞭，沒有明確指示，前面做的，現在說的，判若兩人，誰知他是什麼真意？誰願意找麻煩呢？！”

李搏古幾乎是生氣了。孩子回家徵求意見，竟引起了他們夫妻相爭。差異就是矛盾嘛，一給機遇矛盾就顯現了。李搏古：“你怎麼竟研究起了毛主席的這方面呢？！”

王孜萌：“這是我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我能和你一樣嗎？”她溫柔地脈脈含情地翻了他一眼，“雖然從我認識你那時起，我們的命運就已與共產黨以及他的領導分不開了。分別的十三年，你只是服從，跟他從勝利走向不斷的勝利的十三年，而我是在日佔區和國統區度過了隱瞞身份、每天都提心吊膽的十三年。你當然沒有必要和時間去研究他了，可我不行、、、、、、他是在決定我的大命運和憧憬呀！因而也就養成了一種關注他的習慣。現在研究他，主因是習慣，一是為了他正確了，緊跟，二是不想盲從，一生也該活得明明白白、、、、、、”

李搏古這回可真的驚詫了：“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只是驚愣。

王孜萌心平氣和地向丈夫解釋道：“一位領袖，不光是他能領導我們事業的成功，而且他還必須得人格偉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應該是‘己所甚欲，不能強施於人’。一九四五年四月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時說：‘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有什麼好處。’一九四五年七月在回答黃炎培他找到了跳出週期率的新路時說：‘這條新路，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那麼，一九五一年*中央召開的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支援高崗、一九五三年給周總理撤權，七屆四中全會上讓劉少奇作自我批評，一九五五年批評農村工作部、鄧子恢是小腳女人以及《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決議’，有沒有一人訓政之嫌？一九五六年農業合作化高潮的興起，有沒有不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不是人人起來負責、‘幾所甚欲，強施於人’地用強力來推行自己的主觀認知與理想之嫌？”

李搏古聽到這兒，他看著兩個孩子，已是迸口而出：“你可真是膽大包天，當孩子面，你還是個黨員，竟敢去考量毛主席？！黨的紀律你還顧不顧了？”

“這不是在家嘛，讓我說完好不好？”王孜萌仍和顏悅色地說著，“他可是一直春風得意呀！然而、、、、、、去年的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時間內的由於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在國務會議、中央會議上進行的反冒進鬥爭，全國人大會議對反冒進的肯定和支援，特別是過去的一個時期，周總理的一些公開講話，如‘、、、、、、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你說，哪句話能不刺激毛主席的神經？他心裡能舒暢嗎？還有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雖然毛主席也肯定是同意了）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會議期間，不突出領袖，不突出個人，不掛像，沒有領袖接見，不進行歌功頌德，公開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強調加強*和法制建設、、、、、、黨的八大反對個人崇拜的氣氛是很強烈的。尤其是*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所指出的‘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看來，這是黨建問題，不是針對他個人的。但，我們應該知道他的性格，從他的詞句‘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