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章惇進行報復打擊,1100年後,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長沙),次年,更貶為雷州司戶,章惇終於貶死南方。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7)
章惇說趙佶輕佻,只不過是輕描淡寫,說中了趙佶性格中的部分弱點而已。其實趙佶的問題還很多,他的異想天開,胡作非為,不擇手段,不顧後果,也和隋煬帝楊廣相差無幾,要做起禍國殃民的事來,並不下於楊廣。攻擊王安石的人曾經說過,王安石的新法足以敗亂天下。事實上,王安石自1069年起推行新法,到趙佶登位的1100年為止,已經31年了,在這期間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事,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天下並未大亂。從1100年趙佶登位到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國,不過27年,趙佶就闖下了兩件大禍,造成天下大亂。對內,他大辦花石綱,逼得東南各地民不聊生,民變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臘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為非作歹,把千千萬萬善良的林沖們逼上梁山。對外,他自作聰明,聯金伐遼,竟然完全丟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講道義,見利忘義,出賣朋友,在兩三年中,反反覆覆惹火了金國,最後招來金兵南下,血洗東京,讓千千萬萬軍民肝腦塗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趙氏皇族子孫,也都賠在裡面。
趙佶和楊廣這兩個歷史人物極為相似。第一,他們都是花花公子,他們從前人手裡接下來的都不是爛攤子,而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大帝國。到了他們手裡,大膽妄為,拼命折騰,轉眼之間就把一個大帝國折騰得土崩瓦解,他們這種瞎折騰的本領真是一流的。第二,他們都有不低的文化素養,看起來瀟灑風流,和那些窮兇極惡的軍閥,殺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們任性妄為,做盡了殘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們“瀟灑走一回”的時候,千千萬萬老百姓被推進水深火熱之中,國家崩潰,民族衰亡。他們作為決策者,作為亡國之君,罪責難逃。任何人都應該為自己所造成的災難負責,我們切不可因為他們風流瀟灑的外表而給予半點同情。
經過這樣一比較,歷史事實清清楚楚,王安石變法既有成績,也有過錯,但是並未造成天下大亂。
當時造成內憂外患,造成天下大亂的,正是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趙佶!
我們就事論事,只能作此結論。如果把問題考慮得再深一層,就不得不承認,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考慮問題,的確比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呂惠卿的時候,司馬光立刻提醒他,呂惠卿不可相信。對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復如此。王安石所考慮的,主要是新法的好處,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國強兵。司馬光所考慮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問題,新法雖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與民爭利,即或財政收支狀況一時好轉,但是讓老百姓受了傷害,就會留下後遺症,造成隱憂。那些小人一旦得勢,就會盤踞高位,滿足私慾,不肯輕易退下來,必然會闖大禍。從王安石重用呂惠卿開始,司馬光就看出了這種危險傾向;蔡京等6賊把持朝政,造成內憂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馬光的憂慮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個不肯認錯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個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著新法的招牌鬧得國破家亡的話,大概也會引咎自責的吧!
黨爭的犧牲品——蘇東坡
蘇東坡名蘇軾,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三蘇,在唐宋八大家中就佔了三家。他從小聰明絕頂,弱冠即有文名。22歲應考時,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賞忠厚之至論》,十分驚喜,推薦給皇帝。宋仁宗初讀蘇軾及其弟蘇轍兩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蘇軾如此高才,名聲又如此之大,先後驚動了兩位皇帝,為什麼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屢受打擊?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觀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輕的時候,一直處於順境之中,所以說話做事,略無顧忌,想說就說,當做就做,心胸坦蕩,以誠待人。他認為“作文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嘻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他作文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嘻笑怒罵,出乎真情。對人說真話,訴真情,情真意切,毫無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險惡。《東坡事類》一書中說:蘇東坡對什麼人都願意交往,曾經說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頭叫化子。他的弟弟蘇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