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細務自有吏員處理。

於是短短數日之間，曹魏原本的官僚體制就被拆了個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來，仍然是中書領班、群相負責，而實際上相權雖然未被削弱，卻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書也從實際上的立法機構，變成了與代表皇權的秘書省合掌立法權。門下省的權力同樣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計劃，門下將逐漸侵奪一部分御史之權和尚書之權。如同後漢時內廷的尚書檯一般。實掌國家政務。

事變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掃高陵了，劉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軟，根本無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縮兵力，遂使曹髦旗開得勝，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勳等人祭陵完畢，返回洛陽的時候，已經基本上無力迴天了。

想當日是勳在高陵外接到桓範密書。上寫“調虎離山”四字，便即悚然而驚。崔琰慫恿曹髦奪外朝之權以歸內廷，這事兒是勳倒是早有所察覺，只是並未做實際的防備。尤其自從刺奸、校事機構被廢，盧洪出京以後，是勳對內廷的監探水平大幅度下降，從而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極大誤判。在是勳看來，小皇帝尚未親政，還不可能實際有所動作——就算有動作，以自家的權勢和威望。也能將禍患掐死在萌芽狀態。

他是真沒有想到，曹髦竟然有這份膽量和魄力。搞出這麼一場幾乎可以名之為“政變”的花活兒來。

初見“調虎離山”四個字，是勳腦海中當即冒出一個名詞來——“高平陵之變”。在原本歷史上，魏明帝曹叡駕崩後，邵陵厲公曹芳繼位，任命太傅司馬懿和大將軍曹爽輔政，隨即曹爽即架空司馬懿，專執朝綱，於是司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寢）的機會，悍然發動政變，奪取洛陽，隨即處死曹爽兄弟及其黨羽。司馬氏篡奪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變”為其發端。

對照此事，如今的情況何其相似乃爾？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這裡，是勳不禁覺得雙膝有些微微打顫。倘若真與曹爽異地而處，估計當場就會嚇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輔終究不是紈絝子弟曹昭伯，膝蓋只是一哆嗦，最終還是穩穩地站住了。

因為深入對比原本的歷史和今日之事，雖有相似之處，其實差異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權妄為，不得人心，因此司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時代就遺留下來的老臣的幫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蔣濟，做了司馬懿的第一幫兇——也深受第二代重臣們（比如說陳泰）的擁護。其次司馬懿本身地位既高，聲譽也好，即便沒有曹爽一黨作對比，同樣是朝野歸心的人物。第三，司馬師時為中護軍，實際掌握軍權。

相比起來，其實自己更接近於司馬懿——當然啦，距離發動一場政變，徹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藉口和契機，也沒有足夠動用的武裝力量，所相侔者，唯聲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來，固然名聲沒有那麼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掛著大將軍的頭銜，黨羽遍佈朝中，他秘書監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勢不明，說不定崔琰尚有隱藏的黨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陽的群臣都綁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歷史上曹爽的勢力龐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傢伙搞場“高陵之變”，砍自己的腦袋，或者起碼把自己一抹到底嗎？

搞政變，光捏著一個尚未親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當初後漢宦官們搞政變，也得以尚書之詔喚來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的張奐統率五營士，才能對付得了大將軍竇武。再說曹爽吧，桓範勸曹爽護駕前往許昌，召外兵以敵司馬，前提就是他取來了大司農印信，方便調派物資，而曹爽手裡有大將軍印信，能夠調動兵馬。聖旨不是萬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許願，若無中央各部門擔保、背書，都未必能夠調得動一兵一卒。

所以說，曹髦玩這場“調虎離山”，他究竟能幹出什麼事兒來？直接罷免自己的相位？若無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無論自己在不在洛陽，結果那都一樣——辦不成。估計也就利用劉先那類貨色無擔當的特性，強行透過某些對內廷有利的詔書，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這麼一想，心情當即放鬆下來。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關之大事，要麼桓元則根本就遞不出密信來，要麼密信上就不僅僅四個字啦——他起碼得提醒自己，是該逃啊還是該起而一搏啊……

不過桓範遞信過來的時候，還只是曹髦動手的第一天，具體他們會玩兒出什麼花活兒來，桓元則不在中書，暫時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範的想法也與是勳類似，覺得此雖危機，還不到塌天翻地，必須即刻做出應對的地步。尤其是勳受命祭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