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就不理你。
於是，他們把目光投向宗教裁判所裡的拉姆斯菲爾德勳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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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政委對神棍的淨化
橫在教廷和中國政府之間，有三大問題，而這三大問題都是很難解決的。
一，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簡而言之就是臺灣問題。梵蒂岡一直拒不接受一箇中國原則，與臺灣保持所謂“外交關係”。這是中國政府的的高壓線，沒商量的那種。不過在中國大陸政府實力越來越強大後，這個問題對沒有節操的神棍來說，很可能就不是問題了，哪邊人多，哪邊實力強，這個選擇題很容易。
二，2000年，梵蒂岡當局選擇在中國國慶日將曾經在中國犯下醜惡罪行的一些外國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冊封為“聖人”，致使中梵關係降至冰點。
在中國近代史上來華的外國教會及傳教士的罪惡活動是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罪惡歷史緊密聯絡的。這些作惡多端的傳教士需要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支援和保護，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也需要教會勢力為其幫兇。很多外國傳教士因受不平等條約的庇護，在中國的城市鄉村、甚至窮鄉僻壤無惡不作，成為一方的惡霸，強佔農田、私設公堂、經營非法貿易，甚至生活糜爛。有的傳教士還在教堂設定堡壘、組織武裝。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甫馬賴由於作惡多端、罪行累累，被廣西西林縣知事依法處死，爆發了“西林教案”，法國藉此勾結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把罪有應得的罪犯說成是無辜的受害者，掩蓋罪行、美化侵略是西方殖民史觀的本質特徵之一，這是西方侵略者的強盜邏輯。
在1840年之後的半個多世紀，基督教傳入中國是一場十字架追隨軍旗的強行介入，是教會以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後盾的文化征服。來華的各天主教修會或外方傳教會，是按中國的行政區域劃分主教區的；各主教區內，又有以主教座堂、總司鐸區到司鐸區的模擬中國各級政權結構的組織系統，許多教堂都是擁有武裝的地主莊園，從而同中國的政治機構相對峙。一些著名的傳教士相繼在他們的駐華公使用權支援下取得了清朝官員的品級和頂戴，教會上下級來往的漢字公文采用清王朝各衙門通用的官方格式。這種種現象表明了西方列強在宗教事業上的雙重標準：他們在本國避免宗教干預政務，而在中國，則積極支援受他們保護的教會支配政治reads；。
在華的天主教會還熱衷於招納中國社會上的各種越軌之徒，如盜匪和民間教派分子。因為這些人具有虔誠的信徒所缺乏的******的能量，而且往往成批地加入教會。教會還透過干預訴訟等方式來支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
傳教士往往熱衷於打官司，依仗其在公使支援下的勝訴來支配地方行政。在十字架和炮艦並進的歷史背景下，西方傳教士中即使屬於溫和與圓通的一派，也無不懷有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傲慢，實施著異乎尋常的、以摧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生文化為宗旨的文化征服，達到所謂的“中華歸主”。
而這一目標正如章太炎所言，不是要中國人皈依上帝，而是皈依“西帝”。正是這樣的歷史邏輯，才迫使本來對各種外來的宗教信仰相當寬容的中國人民捲進了反洋教的鬥爭，產生了義和團。
這也就是所謂“庚子教難“的本來面。中國人的記性非常好，這些所謂聖人從歷史書裡翻出來，哪一個不是罪行累累，尼瑪這就是你們所謂的聖人？你們梵蒂岡的道德標準跟地球人相差也太遠了吧。總之，那時候只要是有點骨氣的中國人，顯然都無法接受這個狗屁“封聖”，真可謂是群情激奮啊。
事後，梵蒂岡時任教皇保羅二世在01年發表宣告，促請中國寬恕羅馬天主教在中國所犯的“錯誤”，並表示他希望羅馬教廷和北京的關係正常化。
保羅二世的宣告說：“我對過去這些錯誤深感難過，我感到遺憾，這些過錯令許多人認為羅馬天主教不尊重中國人，使他們感到教會對中國持敵視的態度。”在北京舉辦的一個紀念傳教士利瑪竇的活動上，有人宣讀了教皇的宣告。
雖然道過一次歉，不過因為事情太大太作死了，中國政府和人民不是很滿意，不過如果讓神棍烏爾班再誠懇的道歉一次，也不是不可以，和自己的權位相比，節操不算什麼。
至於第三，可就要了梵蒂岡親命了。那就是教廷不尊重中國主權，頻頻干涉中國的天主教主教任命，而中國的主教是自己任命的，梵蒂岡的神棍說，這不合規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