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負有不可推脫的罪孽。受帝國元阿道夫希特勒的委託，我在這裡向大家公佈以下幾個事實：第一，元一直都在我們中間，並且在與病痛勇敢作鬥爭，在病情轉好的時候，他將會站在你們面前，用他那充滿力量的聲音對你們說話。第二，元確實委託郊尼茨海軍元帥負責與盟軍協商停戰事宜，但大家務必理解，這只是我們麻痺敵人的一種手段、一種策略，偉大的德意志是絕不會向敵人屈服的。第三，德國本土並沒有徹底淪陷，而是像我們所計劃1的那樣，戰鬥部隊撤往南部集結休整，時刻等待著反擊的號令。第四……”

聽著戈培爾的講話，林恩漸漸有些mí糊。既然在這基地內部公開宣佈了元未死只是病重，何故要扯後面一堆的謊。若是為了安撫官兵們的情緒，稍加時日，大家遲早還是會知道真相的，到時候又準備如何收場？難道只是靠強權和殺戮嗎？a。

………【第31章　身份審查】………

作為希特勒政權的核心人物，戈培爾一直都是帝國宣傳機器的實際操縱者，這一點就如同戈林對於空軍、希姆萊對於黨衛軍一樣，他給人的印象並非誇誇其談，大多數時候，他的心理宣傳戰術還是頗為有效的，以至於到了帝國覆滅之時，仍有許多軍民堅信這場戰爭仍有轉機。由他透過廣播親自布了公告，帝國近衛軍官兵們明顯平靜了許多，這一點從用餐、訓練時觀察的情況就能夠確認，然而正如林恩擔心的那樣，真相受到隱瞞的“叛逃者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它所帶來的影響註定是深遠而痛苦的。

一場全面的人員審查悄然拉開了序幕。

就在“叛逃者事件”生的當天下午，第二期普通軍官培訓班全體學員被集中到了理論課程教室，然後，一個接著一個，像是犯人被提審一樣前去接受審查和詢問，而且在這間教室只出不進。按照學員編號，林恩最後一個被帶去那間作為禁閉室存在的小房間據說它的隔音效果特別好，即便在裡面大聲喊叫外面也聽不太到，第一期普通軍官班曾有人不幸領教過，但第二期到目前為止還沒哪位學員觸犯如此，“大刑”。

“林恩加爾戈，丹麥籍志願兵，1922年7月19日出生在丹麥哥本哈根郊區，父母都是日耳曼人。1944年12月至1945年2月在“北歐，師24

團2營2連3排服役，隨後轉入1吸血鬼，突擊隊，透過隊員訓練並分配到了第3突擊分隊，後被任命為第167夜間戰鬥小組指揮官，率部抵達柏林後被任命為柏林第11夜戰特遣隊指揮官，部分證明檔案在戰鬥中丟失！

按照坐在臺燈下那兩位軍官的要求，林恩對自己的基本情況進行了報告。這些相關資料在黨衛軍的人事檔案中肯定都有備案只不過作為，“雅利安方舟計劃1”的編外人員，他之前並未接受過這方面的特殊審查，黨衛軍人員撤往“避難所”時顯然也不會將這些無關人員的檔案也一併帶上。

林恩一邊說，這兩名佩戴著帝國憲兵領章的軍官一邊在各自面前的表格上飛快地填寫著相關內容，等他說完了左邊那位方臉的少校問：，“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你和你在柏林第11夜戰特遣隊下屬的睹士兵是在中途加入護衛部隊的，雖然獲得了戈培爾部長和巴赫將軍的批准，但……你們是如何知道“雅利安方舟計劃1，的？”

林恩解釋道：，“在加入護衛部隊並宣誓保密之前，我和我計程車兵並不知道這個計劃1的存在，只是意外現蘇軍部隊在阻擊從柏林突圍而出的裝甲車隊。”

“意外？”方臉的少校提高了一節音量，他近乎質問地說：，“根據柏林城防司令部的作戰指令，夜戰特遣隊的作戰區域是柏林城區但你們參加戰鬥並加入護衛部隊的地點，卻是在哈弗爾泰格爾運河以南十多公里的位置。能否解釋一下？”

這個質疑確實是林恩一開始比較糾結的，只是後來誤打誤撞地救了戈培爾的兩個女兒，進入，“避難所”也沒有受到盤查，這樣的擔憂也自然而然地擱到了一邊。如今舊事重提，他便按照剛才在教室等候時所理順的思路說道：，“從25日夜間開始，我們按照城防司令部的指令前往城東作戰，在突襲蘇軍指揮部的戰鬥中俘獲了一位蘇軍上校最終將他押送回到了城防司令部，交給了赫爾穆特魏德林將軍的昏手卡斯勒將軍，我們向將軍報告了部隊傷亡情況並獲准進行休整，當我們驅車經過勝利大街南口時，正好遇上了出城的裝甲部隊。說實在的我雖然不知道元就在這支車隊，但一種非常強烈的直覺讓我作出了跟隨車隊前進的決定，並在後面的戰鬥中迂迴到蘇平阻擊部隊側後透過我們的努力給突圍的裝甲部隊減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