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鵝在周代已被正式列為六牲，不過，那種鵝其實是野鵝，即是“雁”，李巡注《爾雅》：“野曰雁，家曰鵝。”

至於歐洲人對野鵝的馴化，我一時查不到具體的年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個年份，中國人很有可能已經把鴨子和鵝都吃了個膩。

當然，吃膩了的並不是全體的中國人，而是一小撮的“肉食者”。

元代以前，中國烹飪裡與“燒鵝”相似的技術，只有“炮烙”，然後是“炙”，並無今日意義上之“烤鴨”存在。唐代《朝野僉載》倒是記載過官宦人家對鵝、鴨的一種殘忍燒烤：“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則回，表裡皆熟，毛盡落，肉赤烘烘乃死，”

如果說，在那個水深火熱的大鐵籠裡，鵝、鴨還是同患難共命運的一對天涯淪落人，那麼，自元代開始，隨著歐洲“悶爐燒烤”（即在密封的磚爐裡面，利用被燒熱的爐壁所釋放的熱量將食物烤熟，而不是將食物直接放在火上烤熟）技術的輸入中國，鵝、鴨之間從此逐漸拉開了距離，並且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西式燒烤技術之所以能在元代被輸入，並不是史學家所說的“對外開放”的結果，主要是這樣弄出來的食物，比較符合已經成為中國統治者的北方遊牧民族的口味。

作為三百多年之後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