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當仁不讓地成為國航頭等艙的午餐，換了燒鵝試試，人家就會懷疑你這是鄉鎮企業的航空公司，就連飛機也是牟其中換來的。

只要好吃、“抵食”，文不文化的，廣東人從不在乎。好吃如燒鵝，甚至在粵人自己的習俗裡也是負面的文化符號。舊時珠江三角洲一帶，新娘於新婚之夜凡落紅者，回門之日，南方必吹吹打打送上大紅｜乳豬一頭，反之，新娘固然不可退貨，只是將｜乳豬換了燒鵝。

然而，在主流的中國文化裡面，“有文化”的卻是一向是鵝而不是鴨。比如，鵝的俯仰曾經啟迪了一帶書法宗師，並且為漢字帶來了“鵝黃”以及“千里送鵝毛”等等“文化”語彙。此等文化重任，鮮有委之以鴨子者。西風東漸之後，吾人亦相信鴨子的自我完善無非就是變成天鵝，而捕食天鵝則是法律和文化的雙重禁忌。如果王羲之把他的那些鵝們殺來燒烤，距離焚琴煮鶴也就相去不遠了。

誰把你的長髮吃了

一個廣州人在大年三十心滿意足地把一團髮菜塞進口中，沙塵暴就迫使一個正在戶外的北京人一邊講話一邊“呸呸”地吐出嘴裡的沙土。這就是瘋狂採集髮菜和土地沙漠化之間的“蝴蝶效應”。

寧夏中部以及內蒙古西部，是髮菜的主要產區；愛吃髮菜的人群，卻遠在粵、港以及食風上深受粵菜影響的全世界各主要華人聚居地。不過，據說髮菜成為餐桌上的美味乃始自唐代長安，故今天西安的高階菜館裡就有一道仿唐菜“鑲金錢髮菜”，以雞脯茸和髮菜為餡做成“雞蛋”，蒸透後切成銅錢狀，然後澆上雞湯。髮菜、豬肉餡的“恭喜發財餃”，則見之於著名的西安“餃子宴”。

儘管“髮菜”在關中方言裡的讀音遠較其粵語讀音更為接近“發財”，不過，後者對於髮菜的熱情卻明顯偏高。在廣東，髮菜通常被作為一種吉利的年菜，可以從年三十直吃到正月十五。做法上，不是髮菜炆豬手（音諧“發財就手”）就是“髮菜蠔豉煲”（音諧“發財好市”）。這兩樣年菜，還是很好吃的，只是除了一些縹緲的藻腥之外，髮菜本身還是得向豬手和蠔豉借味，咬起來也是稀稀鬆松，不覺有格外的快感，換成粉絲或別的東西，也許會更好吃。因此，髮菜與其他因意義和稀有而被人類喜聞樂食的食物之間，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差別。

內蒙古的植物學家溫都蘇教授告訴席慕蓉說，對髮菜的大規模採集以及由西部而東南沿海的集約化髮菜貿易，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以“發財”的形、意觀之，我相信第一次吃髮菜的高潮本來應該更早地出現在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出臺之後。不過，發財是那時的政治禁忌，髮菜一般只向港澳市場出口。今天，香港有不少賣髮菜的店鋪，招牌上也都樂於選用簡體的“發”字。

年初一堅持吃髮菜的人，有的發了，有的沒有，也有的破了財，不過，為他們採集和經銷髮菜的，卻統統都發了財。髮菜的價格，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每斤三十元人民幣暴漲至現在的五百元人民幣（這裡面還包括大量用染過墨汁的玉米穗冒充的假貨）。這個巨大的漲幅，以寧夏、內蒙古一億六千多萬畝草原的沙漠化或半沙漠化為代價。政府已頒令禁絕髮菜貿易，不過要把嘴管住並且管好的難度向來很大，因此我認為，既然髮菜因其形、意而受歡迎，故欲使髮菜徹底“歇菜”，行政法規之外，更有必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樣從形、意入手而破之。也就是說，以頭髮的名義，讓一部份讀到以下引文的食髮菜者先噁心起來：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裡那個“像母猴替小猴子抓蝨子一樣，一根一根拔起死屍頭上的長髮”的老嫗，雖然“以癩蛤蟆低喃般的聲音”一再辯稱這樣做是想編了假髮變賣，是為了生存下去不至餓死，不過，在那哀鴻遍野、到處餓死人的平安朝，在那個烏鴉繞樑爭啄人屍的雨夜，你認為她在那個鋼刀出鞘、決心要淪為盜賊的逼供者面前說出了全部的真相嗎？

日本人也是吃髮菜的，除了從中國進口之外，沖繩一帶亦出產一種極為類似的東西，看上去也很像頭髮，而且更有光澤，名字更是文藝得不可思議，叫做“水雲”……再想想從電視機裡爬出來的貞子吧。

求諸野

形容某事的簡單之極，廣州人有時會說：“簡直是易過食菜！”的確，這年頭吃菜早就算不上什麼了，根本就不值一提。不過，如果一定要把吃菜這件事變成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可，除非你吃的不是“家菜”，而是野菜。

在大大小小熱愛趕時髦的餐館的菜譜上，有越來越多的野菜正在陸續上榜，但看那些名目，野百合，蒲公英，千葉紅，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