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底進行強軍，只是苦於沒有藉口打破立國以來的無為思想，再加上外戚實力過於龐大，有力也無處施展，而董仲舒在這時改動過的儒學進入他的視線，‘君權神授’的提出讓他有藉口全面收回權力，權臣再也沒有威脅他的能力，讓他順利發動全力展開對外爭戰。

而儒家這時在董仲舒的帶領下乘機全面進入朝堂並掌握了極大的權力，因為以前被打壓太重，一朝得志就立刻開始排斥其他學說，黃老，法家，縱橫等等學說很快就因為阻擋了皇帝進取之心不在受到歡迎而被他們擠出了朝堂，從此失去說話的能力，在徹底排除其他學說以後再借助皇家的實力一舉奠定第一學說的位置，然後就是儒學的極大興旺。”

眾人一愣，這段歷史他們確實是耳熟能詳，但背後居然還有這麼回事，這倒是頭一回聽說，曹操若有所思的看著楊風，荀攸沉著臉不說話，荀彧冷哼一聲沒有接話，呂虔和曹操一樣的表情，很明顯接受了這些說法，曹節對著楊風猛搖頭，這話題太重，一個不好就連曹操都保不住他，蔡琰雖然平時奇怪問題多多，但對這個問題也十分忌諱，小手在背後不停的掐他，生怕因此而失去這個有趣的夫君。

楊風顧不得許多了，雖然經過了長時間的鋪墊，但改變的進度慢得讓他心裡急了起來，兩個妻子的心思他不是不明白，難得抓住這個機會可以敲打敲打曹營最頑固的兩個人來下些猛藥，順便給其他人提醒一下，不容錯過。

楊風說道：“接下來的話，傳到外面去我可是決不會承認。

首先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仁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成員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會的道德秩序，使社會成員對自身的社會地位都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體情況的道德規範，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社會成員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那麼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

其中“仁禮一體”的體系中包含了法的內容，禮和法應該很好的結合。禮的作用主要是預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懲罰犯罪。對犯罪個體的懲罰不是法的全部意義，懲罰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即能不能從總體上減少全社會的犯罪）才是懲罰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全部的手段。建立分層踐行的“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的禮法體系，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作為最早提出“民貴君輕”思想的學說，一切都表明儒學本身不是把“君”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而是把“民”（即民眾百姓）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儒學對“舜娶而不告”和“湯武革命”的贊成，表明儒學不是片面維護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

儒學承認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維護仁禮的責任和權利，可以使人們（尤其是居上位者）在違背仁禮方面，不致走得太遠。可以使人們在破壞和諧基礎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遠。因此，只會對維護社會和諧產生積極作用。它同時也表明禮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尊重。

董仲舒雖然前後提出天人三策，舉孝廉，策賢良，一掃大漢以往因黃老之學無為放任到極致，讓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加上四夷不斷侵臨，匈奴寇邊的頹勢，再次強盛起來，但是他把一切都歸於天人感應上去，認為人心和天心是相連的，“天命”是人的認識能力的泉源，他認為真正的知識不是“眾物”的知識，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體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內視反聽”的內省方法。他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可以互相呼應。因為天與人之間可以“同類相動”，人的內心有什麼想法，天就會以類相應，所以人想求雨，天就會下雨。

他以為“名”就是“真”，因為“名”是取之於天的，而“名”是由聖王體會天意而制定的。他們制定的這套“名”，就是詩、書、禮、樂及封建道德，這些知識就是應該學習的內容，至於自然知識那是不應該學習的。他說：“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傅）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故曰：於乎：為，一人師者可無慎耶”！

他還提出了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