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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偏偏艾豐工作特別忙，請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時時刻刻記掛的一塊心病。艾豐是那種工作盡責、父母盡孝兩頭都要顧的人，那段日子，艾豐內心的那份苦楚無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豐到河北贊皇縣榆底村採訪村黨支部書記、全國勞動模範張五妮，採訪完了，二人就聊天，熱情直率的張五妮問艾豐：“你有什麼困難，說話。”艾豐也是直率人，一順口，就把那塊心病掏了出來：“我還真有一個困難——保姆的問題……”

沒承想，芝麻掉針眼，那支部書記還真能幫他這個忙，說：“這樣吧，我給你派一個保姆。”於是，作為政治任務，從村裡頭選了一箇中年婦女，還是好黨員，直接派過去給艾豐家當保姆。除了艾豐如數付給保姆費之外，村裡再給一些優惠待遇。就這樣，這位農村的中年婦女離開自己的家鄉，進城照料艾豐的父母，一直到兩位老人相繼去世。

三輛車

在工資並不高的情況下，艾豐也在攢錢。攢錢的目的是防備風險，因為母親的醫藥費必須自付，為了不重演母親因沒錢出不了院的悲慘歷史，銀行裡必須有點存款。賺錢的路子也比以前寬了點，那就是稿費的收入。改革開放，可以寫各種稿件，報紙上用、雜誌上用，還可以出書，他在讀研究生期間，就發表了約10萬字的稿子，後來又出了6本書，他把稿費全部存起來了，達到了3萬元存款。

對於工薪階層來說，當時的3萬元錢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直到父母雙亡，仍沒有花掉。於是，艾豐放開手腳，為自己花了這3萬元，卻引出一個轟動一時的私家車的故事。

記者是一個跑來跑去的職業，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豐天生好動的本性，對於“車”他有特殊的情緣。

剛到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參加工作的時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陽、海淀、豐臺三個近郊區，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親轉給他的一輛舊腳踏車。這輛車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實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時剛剛恢復稿費制度，艾豐就1977年青藏之行寫了一篇隨筆，發表在《北京文藝》上，一下子得了80元錢稿費。80元錢，當時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了。艾豐領到稿費，什麼也不多想，立即用它買了一輛腳踏車——仍然是人家用過的舊腳踏車。因為當時的新腳踏車大約需要200多元錢一輛，艾豐還沒有這個能力。

但從1965年開始，艾豐接觸了另一種先進的交通工具——摩托車。1965年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準備打仗。”全國人民搞戰備，新聞單位、廣播電臺更要搞戰備。艾豐18歲入黨，當時是電臺民兵連的指導員，自然也就成為“戰地記者”的主要培養物件。戰地記者要會開摩托車，會收發報，等等。組織上讓他學了三個月，把收發報學會了，把14個燈的高階收訊機的維修也學會了，後來，又學會了摩托車駕駛技術。但全臺只有一輛摩托車，平時他只能看著別人開車，自己雖然手癢，卻沒車開。

“爭”房子（3）

1981年，艾豐分配到《人民日報》記者部當記者，記者部要配備交通工具，報社買了輛日本的“三菱”摩托車。新奇呀，摩托車在那時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幾個人學著駕馭鐵騎，結果摔了個鼻青臉腫，後來誰也不敢學了。於是，那輛車就成了艾豐的專車，採訪、開會、辦事都用它。

由腳踏車到摩托車，這是艾豐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級。

雖然有風險，但駕駛現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嘗一嘗風馳電掣的駕車樂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個機會學會了汽車駕駛，並領到汽車駕駛執照。學會了開汽車，他對摩托車就不感興趣了，因為騎摩托車有許多苦楚：夏天是熱風，汗毛孔吹起來卻又很冷；冬天天氣一冷，摩托車發動不起來，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內很厚的毛衣、內衣就會溼透，車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裡灌冷風，時間長了，兩條腿患了關節炎，天氣一有變化就隱隱作痛。有了汽車駕駛執照卻沒有汽車開，心裡癢癢得很。公家有汽車，但每輛車都有專門的司機，別人是不能動車的。於是，他動了一個在當時非常大膽的念頭——能不能自己買一輛汽車？！

買私人汽車，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眼裡還是不可思議的事。但駕車的衝動使艾豐的頭腦發熱了，他竟然把買車的念頭付諸了實施。也有熱心的朋友幫忙打聽哪兒有廉價轎車，打聽到後給他提供線索。線索有了，某水利部門有一部即將報廢的蘇聯產的“拉達”牌小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