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是同義語，因為都說對了，就已經不是開拓了。開拓的領域，因是一個新領域，必然是有爭議的領域。

有人對艾豐的新聞作品和著作有不同的議論，他很在意，又很不在意。說很不在意，是他並不把它當做一件“壞事”，反認為是好事，他最怕的是一篇東西、一本書發表、問世後，無人理睬、無人提起，就好像沒有發表、沒有出版一樣。說在意，是因為議論是沒有界限的，爭議多了，會使人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個人怎麼老是引起爭論？”於是會把你劃入“有爭議人物”。一旦成了“有爭議人物”，那就比較複雜了：由問題的爭議到人的爭議，由人的爭議又涉及人的品質的懷疑和不確定性。艾豐直言不諱，對他的這類處境理解的有，但理解很深的是少數。人們不能在他身邊盯著他工作，即使在他身邊也不見得能鑽到他的心裡去，他又不可能有適宜的時間、場合，採取某種方式向人們解釋。若到處去解釋，人們又會覺得“這人有毛病”。於是他只有在自己心裡去消化，否則狀態不好，不能幹事。他覺得一個人必須過這一關，心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做的事業才會有多大。

這是艾豐的苦楚與無奈，也是艾豐的肺腑之言。理解與不理解，跟年齡和官銜無關，跟心智有關。

而更讓艾豐意想不到的是，開拓的氣魄和實績給他的升遷帶來的不是加分而是減分。艾豐後來說：“到了耳順的年齡，也就想通了。一個人只要決定做事業，並且是做開拓性的事業，引起爭議是正常的。”

差點“栽”進長城案（1）

北京長城公司贊助《中國質量萬里行》雜誌社三萬元啟動費的事，就讓艾豐差點“栽”進去了。

1994年4月1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評論員文章《反腐倡廉必須警鐘長鳴》。文章說：

今天，本報公佈了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判決的兩起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一起是：原北京市長城機電科技產業公司（以下簡稱長城公司）總裁沈太福利用職務之便，採取欺騙等手段，侵吞公款，並向國家工作人員大肆行賄，犯有貪汙罪和行賄罪，被依法判處死刑；同案犯孫繼紅（沈太福之妻）也同犯貪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另一起是：原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接受沈太福和其他人賄賂，並利用職務之便貪汙公款，犯有受賄罪和貪汙罪，被依法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20年。

令新聞界感到震驚的是，與以往籠統地強調堅決打擊各種嚴重經濟犯罪活動，加強廉政建設的報刊評論員文章不同，這篇重頭文章，用專門的段落向自身敲響了警鐘：

還要指出的是，沈太福為了矇騙視聽、虛構神話，罪惡之手也伸向一些新聞單位和其他一些職能部門，並部分地得逞。我們要透過這一典型案例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教育，使大家都能恪守職業道德，杜絕“有償新聞”，維護黨的新聞事業的崇高聲譽。《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決心在杜絕“有償新聞”、加強廉政建設方面起帶頭作用，並誠懇地希望廣大讀者予以監督。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來了，這話外之音，直指人民日報社內部。

事實上，《人民日報》與長城公司事件確有瓜葛，經濟部和艾豐首當其衝。因為長城公司當時的主要罪狀是“非法集資”，《人民日報》關於長城公司的報道客觀上為它開展非法集資製造了輿論。而介紹長城公司的兩篇重要報道和文章都按照分工發表在經濟版，經濟版稿件的簽發權首先在艾豐手裡。

這是始料不及的。對於長城公司，艾豐在簽發報道之前特別詢問過記者，記者彙報，這是主管部門抓的典型，並且拿出主管部門的檔案。肯定長城公司的文章是一位著名人士寫的，應該更沒有問題了，但問題還是出現了，而且案件很大、很轟動。先是與長城公司直接打交道的兩位經濟部記者涉嫌受到審查，再往深裡挖，自然就想到掌握版權的艾豐。按照一般的邏輯，沒有領導參與，是不可能做出這麼大的事情的。

檢察院採取了“閃電戰術”，在拘留一位記者之後，立即把艾豐約到檢察院“瞭解情況”。路上，艾豐還天真地想：“這下好了，可以幫自己部下把情況說清楚。”到了檢察院，艾豐按照自己的思路，首先為記者“說情”，認為記者拿了長城公司兩萬元錢是因為政策界限不清，自己原來雖然不知道內情，但也應該承擔領導責任。然後又介紹這位記者的工作成績……他當時並不明白檢察院的真實意圖，這些話其實都起了反作用。談完話，檢察院送艾豐回報社，但不是讓他一個人回去，而是派了一個檢察官陪著。到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