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師到蘇州需要繞路大江口，林威到餘姚的時候，毛文龍才進入蘇州水道。

雖然松江府和蘇州府有多處可以進入蘇州的水道，海船卻無論如何不能進去冒險。

毛文龍從不受規矩約束，徐弘基在崇明島留下很多船，欽差關防和尚方劍一亮，強制令內河水師轉送七千人到蘇州，其餘人直接開船到杭州灣，他則準備沿京杭運河到餘姚匯合。

這樣完全不耽誤時間，還更快一點，至於大江水師如何到嵊泗通知魏國公，則不關他的事。

巡撫毛一鷺聽聞毛文龍拿著欽差關防到蘇州抓反賊，一瞬間有點眩暈，完全不明白什麼情況，魏國公不是去迎接宛平侯了嗎，怎麼還能來這麼多水師官兵。

毛文龍就是通知他一聲，用不著他幫忙，已經開始行動了。

江南錢氏，千年名門望族，先祖五代十國時吳越王錢鏐傳家，幾乎每個縣都有錢氏。

這麼多人肯定無法成為一個‘統一’的家族，自然做什麼的都有。

且蘇州作為大明朝南北物資集散中心，手工業者不計其數，織機數萬，由蘇州生產的精品棉布和絲綢暢銷全世界。

蘇州東郊的‘三錢’就是專做布匹生意起家，雖是三家，卻是六代內的血親，江南首屈一指的粗布販賣商，幾乎佔蘇州三成出布量，他們全國購買原料、一部分僱織工生產，大部分則透過大江賣走了，

布匹是大宗商品，自然需要不少附屬工人，靠三家吃飯的人共有三千多戶，逐漸在東郊建了兩個大村。

這樣的家族雖然很富裕，但沒有出大員，算中等偏上，若非其中一家與泗門謝氏聯姻，可能頂多算中等。

宛平侯對付一箇中等偏上的豪商，還不需要動什麼腦子，有掌櫃帶路，毛文龍直接開搞。

林威給他的命令是抄家，直系全部帶到餘姚審訊，旁系交給蘇州府關押，家產也交給毛一鷺的官府處理，讓他獲得好處配合一下。

可惜毛一鷺不敢接，他是浙江人，深知江南讀書人的性格，非常喜歡聚眾、吃瓜、評論、攪和、搞事。

這種毛病是士大夫天性，朱明計程車大夫尤其突出。

自古文人最喜歡什麼？

權力？

財富？

不，他們最喜歡名聲。

用名聲賄賂一個人，他必定落套，所以才會有很多偽君子。

文人獲得聲望最佳途徑：罵皇帝、挨板子。

具體說，就是兩件事：叩闕、梃杖。

朱明計程車大夫有時候很‘剛’，都是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高熾慣出來的。

但二百年來，文人早把這兩件事玩變味了，不僅成了他們獲取聲望的方式，還成了制衡皇帝的絕招。

民間百姓被讀書人洗腦，在百姓腦海裡，罵皇帝的都是直臣、叩闕的都是忠臣、挨板子的都是名臣。

明明這些傢伙什麼都沒做，有時候還錯了，但只要開罵皇帝，被皇帝打板子，立刻成為人人吹捧的英雄。

尤其是孝宗之後，皇帝做事畏手畏腳，都察院與六部坑瀣一氣，無法代替皇權監察天下，只能重用廠衛與士大夫玩陰招。

所以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等暗探暗衛才大行其道，反過來又刺激士大夫進一步控制輿論，抱團吹捧生存。

士大夫對名聲變態的追求、文人圈子對輿論的控制、愚民盲目的崇拜、與廠衛監察治國，是一種互相博弈、扶持、閉環的治國之道，是士大夫與皇權的一種相互制衡，互相無法單獨存在。

這就是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在大明朝的具體表現，文人天性與廠衛衝突，把廠衛抹黑成鷹犬，內在原因是隻有廠衛攜皇權能制衡他們。

你罵他，他殺你，東風壓倒西風，三十年河東，大明朝的中樞權力就在這種互相搏殺中螺旋向下，直到滅國。

江南作為士子集中地，這種抱團習慣早已融入血液中，花花轎子眾人抬嘛，今天吹捧朋友鄉親兩句，明天朋友鄉親就能吹捧你兩句，大家都有了名聲，何樂而不為。

民間風氣二百年如此，導致士子和儒生不務正業，越來越喜歡抨擊朝政，議論中樞大員。

東林黨就是這種社會風氣的極致產物，如今東林黨已被認定有罪，但讀書人對名聲和權力的追求不會停止，江南現在有十幾個學社，已經準備接替東林黨，重新組建新的‘學術大會’。

毛一鷺得知宛平侯已令士兵直接上門抄家、問罪，就知道要壞事，哪怕你晚上偷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