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的內外部環境不斷變化，糧食生產的結構特徵不斷演替。

糧食供給關係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總量短缺，供給不足”到當前的“總量基本平衡、結構性矛盾突出”。

糧食生產組織模式則由人民公社制的集體經營轉變為小農戶自主經營為特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程度、耕地有效灌溉比率、化肥和農藥的投入強度均有顯著的提高，糧食生產的集約化程度不斷提升。同時，糧食生產資本投入的報酬遞增效應不斷衰退，糧食生產的勞動生產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提升空間仍較大。

我國糧食生產的人均耕作面積低於主要發展中國家，小農農業生產特徵尚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在城鎮化程序中，以農業勞動力城鄉遷移為特徵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成為我國鄉村轉型的重要特徵，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發展的人口紅利基礎。與農業勞動力密切相關的鄉村人地關係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農業勞動力佔鄉村從業人員的比例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6年的27.7%，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佔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例由80.36%下降到67.82%，推動了我國糧食生產的階段性轉型。

1978年以來，我國糧食產量整體上已由長期供給不足到豐年有餘，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糧食的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均得到提升。

2015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為6.21億t，進口糧食1.2億t，糧食自給率為83.92%。人均穀物佔有量由1980年的326kg增長到2014年的443kg。人均穀物佔有量在1978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到2014年已經高於世界平均水平5個百分點。

在糧食進出口貿易和糧食進口方面，形勢也發生著顯著的變化，由糧食淨出口國變成了淨進口國。糧食的耕地生產率不斷提升，糧食作物單產由1978年的2527kghm2，上升到2016年的5452kghm2。糧食單產的增加與不斷追加的投入密切相關。以化肥施用為例，我國化肥施用量由1978年的884萬t上升到2015年6022萬t，2002-2014年我國單位耕地的化肥投入增加了50%，達到2014年的565.26kghm2，而此時世界其他國家的平均數則僅為138.04kghm2。

與此相關，高強度和高密度的投入帶來的糧食生產資源環境問題不斷突出。此外，糧食生產的城鄉關係基礎發生了顯著變化，1978-2015年，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所佔比例由28%下降到10%以下，而二三產業的比例分別上升到43.9%和46.1%，從事糧食生產活動的勞動力比例逐步下降，農業兼業化程度不斷提升，進一步帶來農民收入結構的多元化。從以上分析可知，糧食生產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以糧為綱”的農業生產時代，轉變為提升農業生產的綜合效益時期。

城鄉轉型發展程序中鄉村逐漸由“鄉土地域”轉變為“城鄉地域”，糧食生產轉型過程成為探析我國鄉村生產體系演化，解析鄉村轉型過程的重要視窗。

糧食生產活動作為鄉村生產體系的核心內容其地位和功能演變過程深刻影響了鄉村人地關係的轉型趨勢。因此，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生產轉型過程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對於把握未來鄉村轉型發展脈絡、構建城鄉融合發展路徑和通道、理順城鄉發展的關係具有重要作用。當前，學者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轉型發展經驗、農業經營體制演變、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現代農業綜合區劃、糧食生產省域型別劃分等方面進行了總結。

我國糧食生產轉型的特殊性與我國鄉村人地關係的強約束條件密切相關。因此，以城鄉轉型發展程序中鄉村人地關係演變為核心突破，剖析糧食生產在鄉村發展中地位的變遷，總結糧食生產的差異化階段特徵，對於保障鄉村人地關係可持續發展、有序引導鄉村生產體系實現現代化轉型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周方遠還知道，在他重生前的時空，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糧食連年豐產，糧食產量連續5年超過1.2萬億斤，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隨著消費需求的提檔升級，糧食消費已經從“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便利”躍升，優質糧食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凸顯，需要構建更高層次、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不斷提高優質、綠色、安全糧油產品供給能力。

近幾年，我國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