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徐圃雲、範秉琳諸人，得扶助匡掖之益不少。以學問才華相慕重者，有歙縣之黃念耘、金華之邵振青（即邵飄萍，在北平創辦《京報》及《新聞編譯社》，後被軍閥殺害），德清之莫存之，紹興之朱內光、邵翼如（即邵元衝，西安事變死），永嘉之林智敏，蘭溪之胡心猷，常以民族革命之義相勉，而陳君哲尤激昂，時時以鼓吹民族革命之刊物借給陳布雷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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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杭高（3）

陳布雷在慈溪讀書時已有反對滿清帝制，組織“覆滿同志社”之舉；在杭高時思想也很激進，仲秋某日，他與張耿伯、志尚、秉琳、威博諸同學同遊西城，張任教於陸軍小學，與杭高為鄰，兼授杭高德文課，其時已截髮去辮而不穿中裝，陳布雷羨之。張耿伯謂，滿清將覆滅，君等為何仍留此可恥之辮子於腦後。陳布雷返校，時即喚理髮匠剪去辮子。寧波籍的六七個中學生均剪辮，恐家裡人責問，不敢告家人，都囑理髮匠制一假辮子以備用。青年求學時代的陳布雷思想上是激進的，反對封建帝制的。

革命軍在給百姓剪辮子

陳布雷一封愛國信

陳布雷以學生一封愛國之信公佈於《天鐸報》

陳布雷以在新聞界撰寫評論聞名於世，就其私衷一直熱愛新聞事業——辦報，始終念念不忘辦報，作—個自由的文人論政，當然跟隨蔣介石後，他的思想是不自由的。

陳布雷11歲（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900年）時接觸西方科學。讀數學、代數、幾何，教本是“作新社”刊行之“萬國歷史”、“世界地理”、“萬國史綱目”、“十九世紀史”、“外交史”、“瀛寰全志”、“近世文明史”等書，始知世界與中國國勢之大概。陳布雷大哥屺懷在上海與友人經營出版事業，又曾赴日本考察農業，富有新思想，每次還鄉，縱談時事，並帶回新書刊。陳布雷說：“當自大哥處得閱《時事報》等刊物。雖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顧獨喜閱之。”

甲午對日戰爭，中國戰敗，朝野震動。愛國憂時的知識分子，群起力謀改革政治。康、梁“維新論”與孫中山“革命論”，引起國人，尤其啟發青年革命思想。其時，北方有義和團“扶清滅洋”運動，外患內憂，交相激盪。政論性報刊，其影響實大，促醒全國，共圖救亡。陳布雷課餘喜讀《新民叢報》、《新小說》、《警鐘報》、《浙江潮》等刊物及各種新出譯本戀愛或偵探小說，或歷史故事。陳布雷國學根底既深厚，又吸收知識與讀政論性報刊文字，造成他筆力健、行文暢的新聞記者之優越而必備的條件。陳布雷17歲時，插班入浙江高等學堂肄業。國文老師沈士遠先生，後來為北方大學名教授之一，與學生最接近，學生也極敬仰，陳布雷常去其宿舍請求指導。“沈先生常以《復報》、《民報》、《新世紀》密示同學。故諸同學於國文課藝中，往往倡言‘光復漢物，驅逐胡虜’，毫無顧忌。惟有時以□□字樣代之而已。”（《陳布雷回憶錄》）。他與諸同學，已接受並信仰孫中山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達其革命意志。其時政論性報刊文章，流暢有力，說理徹底，論事氣壯，是從八股與古時議論文解放出來的新文體，清新可誦，感人至深。陳布雷的作文，已有評論的基礎。杭州近上海，風氣開通。杭高師資一流，學生程度很高，注重學生自治，其教育方針為“重感情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於一種和易之空氣中，亦自然孚洽，鮮有自暴自棄或囂張乖戾、越出常規者”（《陳布雷回憶錄》），而考試甚勤，故讀書風氣極濃。但因為管理松，學生有“逃班”的現象，對自己不感興趣或認為不難補習的學科，就自動逃課。他“平均每日有一小時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場空地上自己讀書為樂。所讀以文學、史地方面之筆記小冊為多，氾濫涉獵，無計劃、無系統。”（《陳布雷回憶錄》）他喜讀自己愛讀之書，只要是有益的書報，對學識的增進有益他都讀，廣泛涉獵，學識大增。

浙高史地、博物，均由日籍教師教授，不用課本，而用表示講解。各班級均由學生自編講義，舉二三人擔任講義編輯、繕印、裝訂工作。陳布雷嘗被推編輯生理學講義之後半部。這種“教學做”合一的教授法，極合新式教育原理。聽、記、寫、編四者為新聞記者所必備者。先生講、學生記、編成書，再刻鋼版、印成講義，其過程無異報紙的編採、發排、付印。

1908年陳布雷19歲，浙高預科卒業，夏入正科。春4月，杭州公私立各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於梅東高橋運動場，到者3000人。他在會場任會場新聞編輯，以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