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除了曹操、荀彧、趙達三人，無人知曉許都的密報上究竟寫了什麼，但那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卻在第一時間傳遍了整個中原。此話一出有人拍案叫絕，有人後知後覺。只有蔡吉知曉這句話本該是由八百年後北宋的名臣文彥博提出。

所以在得知荀彧向曹操進言要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後，蔡吉五味俱雜地讚了一句，＂荀文若真不愧為王佐之才！＂

蔡吉的讚歎引起了在場田豐、崔琰等人的共鳴。誠然田豐素來自視甚高，卻也不得不承認荀彧的這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確實是神來之筆。而目前正負責科舉事宜的崔琰更是懊惱地向蔡吉拱手請罪道，＂臣等未能洞悉開科取士之精髓，實在有違背主上重託。＂

蔡吉哪兒會為這種事怪罪崔琰等人，連忙擺手道，＂季珪先生無需自責。孤首創開科取士，亦未能提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今又怎會因此責怪諸君。＂

郭嘉敏銳地從蔡吉的隻言片語中聽出了些許弦外之音，於是抱拳問道，＂主上不曾想過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蔡吉沉吟了片刻，斟酌道，＂不瞞諸君，孤確曾想過此事，但不及荀文若這般思路清晰。更何況以孤之身份也不適合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蔡吉的這番回答可謂半真半假。以她的身份確實不可能像曹操那樣理直氣壯地借天子的名義宣佈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相比歷史上文彥博的＂與士大夫治天下＂，荀彧在給曹操的進言之中多了一個＂共＂字。這個＂共＂字不僅帶著咄咄逼人的氣勢，更讓蔡吉難以效仿。畢竟她現在還是漢臣，以漢臣的身份宣佈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在政治上幾乎等同叛漢自立。不過真正讓蔡吉錯過這句政治主張的卻並非是她的漢臣身份，而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後半句＂非與百姓治天下＂。

宋代熙寧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資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事，三朝元老、樞密使文彥博對神宗說：“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的回答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段宋代關於“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著名對話，蔡吉早在前一世時就已耳熟能詳。撇開兩宋相權意圖制衡皇權的歷史背景，文彥博的一席話無疑是道出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本質。

當權者的天下，不見得是百姓的天下；當權者的利益，不見得是百姓的利益。一個國家一個王朝越是弊病叢生的時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就越是尖銳。君王要消除弊病維持統治就必須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而在短期看來前者往往更能讓帝王投鼠忌器。所以文彥博敢在宋帝面前坦言＂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而從長期看來百姓才是決定一個國家存亡的基石。至於後世的國民黨統治後期,卻是連士大夫階級也被通貨膨脹搞得一貧如洗，結果當然是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如今的漢末士大夫還只是一個新興的階級，遠不及貴族世家來得天怒人怨。但蔡吉卻知一但士大夫階級藉助科舉登上歷史舞臺。便會迅速取代貴族成為新世家。而新世家在歷次民族危亡中表現出的節操卻遠不如舊世家。既藉助士大夫的力量逐鹿天下，又擔心這股力量有朝一日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絆腳石。這種對歷史走向的瞭解令蔡吉內心產生了矛盾，也正是這種矛盾讓她錯過了提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時機。

不過蔡吉並不會將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告知在場的幕僚。因為無論是田豐、崔琰，還是郭嘉、賈詡，都可以劃歸為士大夫階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蔡吉和八百多年後的宋神宗一樣是在仰仗士大夫階層來治天下。區別僅在於這股勢力在漢末尚未成熟，而在北宋則已根深蒂固。這並不是說蔡吉在懷疑麾下謀士的忠誠，而是有些事一旦說出口，就會在君臣之間埋下猜忌的種子。

在場的幕僚並不知曉短短一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帶起了蔡吉心中諸多矛盾。但大多數人都接受了她的解釋。唯有郭嘉暗暗觀察到剛才蔡吉的眼中閃過了一絲猶豫。但他並沒有當眾點穿。而是輕咳一聲將話題轉回了科舉本身，＂主上，曹丞相已將鄴城初試定在來年二月，龍口初試可需延後？＂

郭嘉的進言倒是提醒了蔡吉，鄴城科舉在名義上好歹也是全國性海選。龍口若趕在鄴城之前開考難免會被人詬病為與朝廷爭奪賢士。因此蔡吉當即便點頭決斷道，＂那就將初試延後至來年三月。＂

蔡吉素手一揮，令諸多前來應考計程車子不得不留在龍口過年。孫權便是其中之一。掐指算來孫權以孫亞夫的身份在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