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網路上的準備和鋪墊，由大眾向精英這一過程的轉變可能是意識的，也許是處於無意識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教育的普及對於社會結構的變動確實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今天，這種影響仍然存在並且不斷髮揮重要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精英呈現出彌散的分佈狀態，而不再是緊抱一團的獨立集團，他們與大眾夾雜一處，精英的內涵在繼續擴大，透過一些機制不斷地從大眾中吸收優秀者加入。儘管如此，精英仍然屬於人群中的少數，他們未必全都有權有勢，但是精英獨有的心態依然足夠可以把他們同大眾區別開來。精英普遍擁有高於一般大眾的學識，對國家、社會以及生活都抱有一種普遍懷疑的態度，懷疑精神與獨立思考是緊密聯絡的，而這些特質都是民眾所不具備的。因此，今天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界限雖然已經開始模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二者已經同流合一。精英與大眾的融合只不過是我們對未來趨勢的初步判斷，這一過程將充滿不確定性。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銅牆鐵壁已經熔化，他們之間的交往也不再是冰與火的纏綿。

“常春藤聯盟”統治世界（3）

至於大眾與精英的關係，我們可以這樣概括：首先，大眾需要精英；其次，精英離不開大眾。

說大眾需要精英，是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大眾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雖然數量龐大，能量巨大，卻因為所受教育和所處地位的限制，不可能將自己的訴求理性完整地表達出來，並獲得社會的重視滿足，從而在社會結構中佔有自己應有的地位。而沒有了作為自己精神領袖和文化代言人的大眾，就只能成為*所形容的“口袋裡的馬鈴薯”，數量龐大，卻彼此不相干，大而不眾，沒有壓力，對社會程序，幾乎毫無作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現代國家廣泛存在的代議制上看清楚。所謂代議制，是指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民意的機關來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它是一種間接*的形式，通常以議會作為代表民意的機關。代議制是資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奪取政權之後正式確立起來的。它的基本特徵是：由透過*產生的議員組成議會，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國家權力；議會議決事項均由議員共同討論並經多數透過；議會享有立法權、財政權和行政監督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種體制下，人民意願不是直接表達，而是透過他們*出來的議員——也就是精英——在議會中透過合理合法的程式，理性完整地表達出來，從而化為國家意志和國家行動。所以採用代議制，而不採用直接*，是因為：第一，不是所有的民眾都能正確理性表達自己意願；其次，縱使都能，也沒有那樣的場合跟機構來充分容納所有民眾的意見。著名思想家顧準說過：“直接*是復古，事實證明直接*行不通。……直接*只能行使於‘城邦’，盧梭也懂這條道理。他的《社會契約論》直截了當地指出過這一點，可惜當時的歐洲，能夠做這樣實驗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內瓦共和國’之類罕見的例子，像瑞士這麼大的國家已經嫌太大了。一句話，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在這樣的大國裡，直接*，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藉口。……現在沒有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國家還在超越民族的界限，變得愈來愈大了（注意西歐共同市場向西歐邦聯發展的趨勢）。你想一下，勢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國家，若不是蘇聯、中國型的，只能是議會權與行政權並存，有政黨輪流執政的*國家。在這樣區域遼闊的國家裡，若‘利用’直接*的口號，搞蘇維埃式、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忠心’、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乾脆一點，*國家，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的。”總之，在現代社會，代議制是必需的，因而，精英也是必需的。

再說精英離不開大眾。首先，是因為精英所以有發言權，有影響力，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是代表社會最基層最廣泛民眾的意願心聲，是社會底座的代言人。而他們一旦失去了這個基礎或底座，其影響力自然大打折扣甚至不復存在。其次，還因為精英都來自於大眾，成為精英後能否保持精英身份取決於大眾。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這樣寫道：“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裡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如同拿破崙非有好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