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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崖山之後，中國文化一路下跌。朱熹的三綱五常立足於關係下的服從，其核心是‘從於正理’或無條件服從於上下關係。如違犯封建倫理綱常，即被視為“名教罪人”。這種說法扭曲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說。

元朝不搞科舉卻對儒家完成了奴化，明朝朱元璋這個沒文化的傢伙將朱熹這套理學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然後正式確立了禮教殺人的時代。

禮教殺人的思想直到新中國建立才真正開始被各種社會運動摧毀，在那個據說無法無天到泥腿子們居於官僚之上的時代被連根拔起。因為在那個時代，有那麼一個人透過運動，洗腦式的告知泥腿子們，勞動者才是國家的主人。

從那之後，雖然官僚體系還是希望維持上下級的絕對關係，希望維持從屬的絕對關係。可人民聽一個人洗腦式的說過，不要光埋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不然泥腿子們是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

當‘弟子規’‘孝經’‘鄉賢’‘讀經’突然間甚囂塵上的時候，趙嘉仁周圍的大部分人是非常反感的，因為這和大家幾十年來受到的教育完全背道而馳。

如果大宋沒有滅亡，也許中國就可以避開這個禮教殺人的過程，也許可以提早進入趙嘉仁熟悉的時代。

大宋有無數的問題，大宋有必敗的理由，然而趙嘉仁知道自己願意用盡一切去挽救大宋。在經過長久的思考後，趙嘉仁得出的結論是‘想救大宋，臨安朝廷就必須覆滅’。

此時臨安朝廷覆滅的程序無疑已經展開，趙嘉仁當然覺得欣喜，不過同時生出的另外一半情緒就是痛苦。五胡亂華，南宋覆滅，明朝滅亡，這三次都造成了太多人的死亡。都讓中華元氣大傷。即便趙嘉仁以後能夠戰勝蒙古，他也無法拯救太多人。那個總撤退計劃已經是趙嘉仁能做到的極限了。

強行把那些於事無補的心情壓制下去，趙嘉仁開始投身於工作當中。總撤退計劃是基於棉務的基礎之上，對那些大戶，自然是進行勸說。也許是在新中國屬於泥腿子階層，趙嘉仁覺得大戶們若是不聽勸，最後在這次可怕的鉅變中覆滅了，至少可以減少以後土地國有制的困難。真正需要運走的是窮人。

想安置窮人，除了要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之外，還得整理廣南東路與交趾的土地，空出來給這些有可能南遷的人耕種居住。趙嘉仁現在能插手的只有嘉興府、慶元府、蘇州府，這三地人口眾多，哪怕是能夠運走兩百萬人，加上福建路與廣南東路的人口，也能弄出大概十幾萬二十萬軍隊。

有這樣數量的軍隊，便可實施反攻。

正在工作中，侍從前來稟報，“太尉，又有賈相公的使者送來信。”

趙嘉仁頭都不抬的說道：“知道了。”

賈似道很著急，到現在為止他每五天派一撥人給趙嘉仁發公文。公文內容自然是要求趙嘉仁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迅速集結起所有兵力，趕到臨安為賈相公作戰。對這樣的命令，趙嘉仁只是用一句‘知道了’來應對。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趙嘉仁不是沒有給賈似道機會。如果賈似道真的能夠以國家為重，強行把挽救襄陽的軍事總指揮頭銜塞給趙嘉仁，趙嘉仁也是會接下的。只要賈似道肯讓出相位，趙嘉仁也會竭盡全力摧毀在襄陽的蒙古軍軍團。蒙古遭到那樣沉重的打擊之後，至少十年無力南下。趙嘉仁就會趁此機會走上另外一條內部改革的道路。

既然賈似道並沒有這麼選擇，趙嘉仁也只能讓賈似道繼續沿著賈似道的軌道走下去。當然，趙嘉仁認為戰局也未必會那麼不利，如果賈似道還能夠再給與蒙古人某一次重創的話，大概能夠讓戰局僵持下去。

但不管怎麼樣，那都是賈似道自己的事情。與賈似道的合作讓趙嘉仁獲益良多，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在曲終人散的當下，賈似道得為他自己負責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