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公田改革的目的。

就趙嘉仁所知的‘歷史’，新中國的土改規模可比公田改革大多了，然而全國範圍內說改就改。而且還能基本實現改革的目的。沒有這樣的強大組織，賈似道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問題。

在公田回買過程中，少地或無地農民雖然牽連較少，但在後來的官田經營中，他們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為了邀功受賞，或是多報回買的田數，或是高報公田的等級。等到官田實際經營時，這種邀功的‘浮誇風’就遇到了問題，他們收不到足夠的糧食。

而官僚們的應對不是想辦法搞好經營，因為他們本來也沒有能力經營，而下面的小吏們更是隻有從中牟利的打算。於是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賬面缺額，就只能由租賃承佃的農民來補足。

公田法推行之初，規定原租額一石的公田，作為政策優惠，現租只收八斗，但實際執行中，卻不論原額多寡與土質肥瘠，甚至原來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雖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實際收租時，仍以大斗徵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視為慣例，丹陽縣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來納租只須納糙米，公田經營中卻強令承佃農戶改納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糧一斗八升。承佃戶承受不了官田的層層盤剝，交不出高額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現了拋荒現象。

“原來如此。”趙嘉仁有些理解了賈似道的請求，如果從善意的角度來看，賈似道貌似是真的遭不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