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對陳說：“吾北伐而勝，固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尤無顏再回兩廣；兩廣請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

其實，孫中山不但知道陳炯明不贊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廣東省庫空缺，實無法對北伐能“切實接濟餉械”。援桂之役，粵庫已共支去八百餘萬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裡，香港華籍立法議員劉鑄伯訪問廣州後，向香港總督報告，說廣東每年稅收總共一千六百萬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萬元。所以財政赤字是百分之一百！

面對這種情況，某些人還要立意北伐，說窮兵黷武已經很不合適了，簡直是喪心病狂！就在九月十四日的時候，連身為外省人的李烈鈞都不願有昧良心，而是選擇了自桂林出請孫中山暫緩北伐的去電，提及當日黔湘粵三省的經濟情況：“若盱衡大局，鈞此次自鎮南征，沿途觀察黔湘旱災，實二十年來所僅見。鬥米八金，無從採買。餓殍載途，顛連可憫。湘省久經兵燹，元氣已頹……料湘省之糧秣，且不克自敷給，焉能濟人？粵方多事之秋，庶無多力濟湘。”李烈鈞，一個江西人尚且關心廣東的民生和經濟，勸孫逸仙不要罔顧民意。但是我們的“國父”，“三民主義”的倡導者，一個地地道道的廣東人，卻固執己見，因一己之私慾，而行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