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他首先先是開啟了一份7月13號的《光明日報》，結果隨手一翻就看到了一片文章。

這篇文章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寫的，名為《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在這文章裡，周叔蓮論述了“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然後又從這個判斷出發，他和別的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裡，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應該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全國範圍內500到1000家的大公司、大集團，而這些大公司、大集團由於需要而產生的上下游產業鏈就可以給眾多的中小型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國優企業裡面沒有什麼競爭力，也無關國際名聲的中小企業應該被“放掉”，政府應該抓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有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以及盈利能力強的產業，書迷們還喜歡看：。

這樣的一片文章，不要說是在這個年代，就算是在同樣一份報紙同樣一個版面裡面，都顯得那樣的“鶴立雞群”，與通常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樣。作為一個重生者，賈鴻漸現在能知道這個人的觀點很得到決策層的賞識。因為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結構性調整階段。這樣的一個思想，將會深刻的影響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看了這篇文章，賈鴻漸突然就有了方向了！是的，就是這麼一個文章，就給了他兩個方向！給內參的文章，完全可以寫成如果要抓大放小的話，那麼之後可能會遍地出現mbo，也就是管理層收購的事情。一些國營中小型企業的廠長會故意把廠子的產值做低做虧損，等到疏通了上面等到廠子要被賣掉的時候，再用貪汙的錢把廠子給弄到自己的手裡，這樣產生的國有資產流失的事情，在未來的年代裡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而在另外一方面，給《焦點訪談》選的內容，則可以是“抓大放小”以後的民生問題！賈鴻漸記得，這種抓大放小在以前還是禁止的，在現在則是默許和允許嘗試的。在記憶裡，是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之後，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被貢獻了一輩子的工廠當成累贅甩掉。

在原來的歷史上，貌似就是在這年底附近，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則是根據他們的工作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拿了這些買斷工齡的錢後，工人們將會走出廠門自謀出路，而其他的670名則是選擇“內退”。

在這個例子之後，這樣的買斷工齡的做法漸漸的慢慢的在全中國遍佈開來，很多工廠在破產或者被私人收購時都會處理一批工人。不過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因為經濟比較發達，第三產業比較多種多樣，所以很多人們早就有了自己的第二職業。那些第一批選擇了買斷工齡的人們，更是早就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一份事業，那筆買斷工齡的遣散費完全可以說是南方沿海地區工人們的第二職業啟動資金，書迷們還喜歡看：！

但是這一切在北方就不同了，特別是東三省的老工業基地，那裡的人們早就習慣了把自己的人生完全的捆綁在企業身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這種工作和生活模式加上北方較少的各種第三產業，更是使得工人們在脫離了工廠後沒辦法謀生。於是，就會產生很多後世讓人聞之落淚的心酸往事……

對於這種南北不同的結果，賈鴻漸覺得自己應該做一些什麼。眼前的這個方案很好，是非常值得做的，而且也非常貼近《焦點訪談》那種關注民生的方向。

首先，在寫這兩份方案的時候，賈鴻漸覺得全國不應該實行那種一刀切的模式，不應該不分具體狀況，不管工人以後有沒有活路就把工人往外推。如果說硬要賈鴻漸幫忙出一個相對合理的出路的話，他覺得寧願選擇相對溫和的“浙江模式”。

什麼叫“浙江模式”？就是說不生冷的直接把職工推出廠門，而是對大部分國企採用量化產權的模式。比如說一些鄉鎮的集體企業，在經過了產權量化評估，明確了當地政府擁有多少產權之後，經營者用金錢或者其他的收益贖回政府擁有的部分產權股份，這樣讓經營者可以得到控股權來刺激他們的積極性，同時也讓當地政府對企業還有一定的發言權。

基本上，到96年前後，80％的浙江國有、集體中小型企業都這麼進行了產權量化的改造，而這中改造其實也是屬於一種半地下的狀態，就是中央政府不支援不反對，讓下面的人先試試看，看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