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傑則接著說：“其實這只是個開始，隨著我爸科研的深入，他要購買一些更先進的科研裝置，其中有些裝置，恰好只有東瀛才能生產，於是東京大學便利用他們的影響力，讓裝置生產商不要賣裝置給我爸的實驗室，目的就是為了拖延我爸的科研進度。”

“同時東京大學還花大價錢，從我把的實驗室中挖人，甚至買通了一些實驗員，向東京大學提供我爸的科研進度和實驗資料。”

不賣實驗裝置的事情，李戴倒是能夠接受，買賣本來就是雙方都要達成共識才行，總不能強買強賣。人家賣方就是有錢任性，願意做虧本買賣，也讓人無話可說。況且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半個多世紀以來從來沒有斷過，李戴都已經習慣了。

至於花錢挖人的事情也還好說，人往高處走，誰都想有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拿更多的薪水，得到更美好的前途。每個人都會嚮往更好的生活，都希望手頭可以寬裕一些，總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去不求回報的無私奉獻吧！

但是買通實驗員，偷竊實驗資料，這就真的超出了道德的底線。雖然很多時候競爭的確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東京大學的這種做法，已經涉及到了犯罪的層面。

“後來，我爸的還是率先的研究出了成果，並且註冊了專利，但是東京大學還是不甘失敗，他們在歐美等國家隊發起了專利訴訟，他們說我爸是抄襲了他們東京大學的科研成果。雖然最終東京大學輸了官司，但是這件事情卻在當時造成了很不良的影響，甚至直接影響到了諾貝爾獎的評選。如果沒有東瀛人搞這件事情的話，我爸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拿到諾貝爾獎！”楊思傑一臉怨恨的說道。

對於搞科研的人來說，五年時間算不上什麼，但是對於諾貝爾獎來說，五年的意義就非常的重大了。早五年獲獎，楊霖就可以早一些奠定在學術界的地位。於國內，楊霖在科研的方向上面，會有更早的握有話語權；於國際，楊霖可以為國家爭取更高的科研地位。除此之外還有經濟效益方面的考量。

李戴則是有些感慨的問道：“這麼說來，這個小田翔生可是代表了你們家的死對頭，打算在賽場上幫你父親報仇麼？”

楊思傑點了點頭，眼神中充滿了堅定：“就算是為了我爸，我也不能輸給這個小田翔生！我要替我爸出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