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還是先給予五國部分現實利益而爭執不下，被迫休會。

進入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為適應生產的需要，迅猛發展，特別是機械製造裝置的發明研究，極大的提高了生產力。而製造業的發展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革，歐洲美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生產，由手力工場發展為機械工場，這大大增加了產品生產的速度和產量。而歐洲人口市場的狹小，造成大量工業產品的過剩，這就迫使以資本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去開拓新的市場，來傾銷這些多餘的產品。

面對亞洲、非洲人口眾多的市場，西方列強垂涎三尺。可這些市場大多是封建國家，甚至於是奴隸制國家，採起的都是封閉鎖國的政策。西方列強的工業產品根本進不去，只能用槍炮開道。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項。但滿清戰敗妥協之後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中美《望廈條紅》、中法《黃埔條約》只是部分滿足了西方列強的要求。對於擁有近四億人口的東方大國，他們是志在必得的。

中華大地南方的農民起義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正好可以趁火打劫，逼迫滿清政府開放更多的口岸，開放更多的市場。這個思想早在一年前西方列強各國政府就已成熟，已成型，只是在等待實施的時機罷了。本來他們還是準備像以前一樣，用武力壓迫滿清政府就範的。可現在天賜良機，滿清政府居然要“借師剿匪”，那還不借機索價？能兵不血刃地達到目的，何樂而不為？

雙方拖拖拉拉談了一個月，大清帝國與英、法、美、西、奧五國達成如下草約：

1。大清國向英國、法國、美國、西班牙、奧地利五國借兵五萬剿滅南方叛匪，所需費用由滿清政府承但。

2。五國之兵剿滅叛匪後，兩個月之內撤出大清帝國。

3。大清國開放沿長江的九江、武漢、沙市、重慶四個口岸。

4。外國船隻可以自由駛入長江流域。

5。傳教士可以在各省租地買地，建教堂。

談判過程中，協議中的第三條，是爭議最大，爭吵最兇，爭論最久的。大清國一方開始只願意江寧作為開放口岸，不願意重慶和武漢。可五國代表明白重慶和武漢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們知道如果西方產品能到達重慶，就是真正地已進入了大清國的腹地。何況江寧那時已落入太平軍手中，如何能通商？哪不是開空頭支票嗎？

後來，奕訴親王搞了一個折衷方案，讓四個沿海城市換重慶和武漢作為通商口岸。五國的代表仍是態度強硬，不肯答應，停停頓頓又是幾天。奕訴想到西南人民軍的可怕，覺得只有西方的洋槍洋炮才能對付得了，現在形勢危機，只好作出讓步。但這份草約他不敢簽字，就是簽字也不能生效，還得讓朝中大臣及皇帝陛下合議，蓋上玉璽後才能生效，於是奕訴恭親王第二天返程趕回京城。

咸豐皇帝拿著奕訴呈上來的草約文字，臉色鐵青，狠狠地把這文字砸向臺階下，怒罵道：“奕訴，你這是去借兵吧？是在賣國！丟盡了祖宗的臉！”

奕訴嚇得全身發抖，伏在地上不停磕頭：“罪臣該死，罪臣該死，請陛下開恩。”

一位大臣拾起草約文字看了看，然後遞給別的大臣，其它的大臣也都圍上來，看明白文字內容後，大殿上爆開了鍋，掀翻了天。傳旨太監一聲尖細的吆喝：“大家肅靜，有事請奏。”所有的大臣又返回按文武分類，按官階大小排定的位置，井然有序，卻是噤若寒蟬，誠惶誠恐。奕訴親王仍伏在地上，慄慄發抖，不敢起來。

當時的朝廷政壇上分成兩派，一派是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為代表的保守派，他們思想守舊，刻板地遵循祖訓，主張先祖規定的不能改，民俗習慣性的不能變。

一派是以恭親王奕訴、科爾沁郡僧格林沁，京津兵部侍郎勝保為代表的改革派，他們思想比較開明，順運歷史發展的潮流，主張不合適的規矩要變通，陳俗舊習要摒棄。

“陛下，這合約萬萬不可簽字答應，準允外國傳教士購地建教堂，這是愚化我大清子民，是毀我大清基業根基！開放長江沿岸各碼頭，將使我大清經濟崩潰，百姓陷於貧困啊！”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站出來，老淚縱橫，嚎啕大哭，請奏咸豐皇帝。後又恨恨地看著伏在地上發抖的奕訴怒叱：“喪權辱國啊！我大清江山不保矣！”

怡親王載垣，進一步火上澆油：“呈請陛下，草約中準允外國船隻駛入長江沿岸，難道西洋的戰船也可以駛入我大清國的腹地？把千萬黎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