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鋪感受到從上面傳遞來的劇烈震顫。

“行了，還是我去接吧！我及時阻止了楊陽，因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況，伸腳就踩，好幾次他都是踩著我的臉完成下床動作的，而他每次都會在落地平穩後笑著對我說：”哎呀，又沒看見。“我十分肯定楊陽的行為絕非無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趕緊用手抱住腦袋，可是我的肚子卻成了他下床的第一落腳點，當時我剛吃完一大碗麵條，正準備睡覺，這一踩險些釀成我的生命危險。事後楊陽說：”本來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麼腦袋呀！“所以，為了免遭空襲之苦，我還是主動去接電話，打電話的人也夠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電話前的這段時間裡，鈴聲又響了不下十幾聲。

“喂，找誰？”這是我們接電話的通用方式，如果對方說要找某個同學，我們從聲音判斷出此人是學生家長的話，就會語氣平和地說：“您稍等。”然後把電話遞給要找的這個同學，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這個同學不在宿舍，我們就會在樓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時會有一個腦袋從某間宿舍的門口探出，問道：“幹嘛？”“電話！”“哦。”他會放下手裡的牌或一把瓜子，風風火火地跑出來接電話。如果在我們大喊了許久後這個同學依然沒有出現，我們就對電話裡的人說：“某某不在宿舍。”對方會感激地說：“謝謝你，喊那麼大聲，連我都聽見了，謝謝啦！”

然而這次電話那端卻傳來一個匪夷所思的聲音：“你是誰？”

我一時語塞，不知該如何回答。

幸好對方又說：“我是機床廠的老張。”這才使我茅塞頓開。

接這個電話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原來機床廠的員工們在中午排隊買飯的時候發現隊伍不再那麼混亂，這才意識到我們已有多日未到，而學校和機床廠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們進行生產實習外，還要保證我們的出勤，所以廠長要求我們無論有事與否都要出現在工廠。

第二天，我們不得不擠著公共汽車去往昌平。

3學校周邊坐落著許多民房，那裡暫居著大量民工，他們每日早出晚歸，同我們一起擠公共汽車。民工們在車上遭受到許多北京婦女的白眼，被認為骯髒、野蠻、沒文化，在這裡我很願意為民工打抱不平，雖然他們也會在公共汽車上搶座位，但絕沒有那些潑辣的北京婦女搶得兇，民工們坐一會兒僅是為了緩解疲勞，還有許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去做。他們並不野蠻，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因為一點小事兒而罵得不可開交，他們會同乖巧的小學生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夾在兩腿之間，上半身微微彎曲，像個痛經的小姑娘。他們雙眼茫然地注視著窗外，看著車水馬龍的街道和一座座現代化建築。沒有他們，這些高樓大廈就不會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糞的話，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塊貧瘠的土地，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

每日同我們擠公共汽車的還有白領女士，她們總是在上班規定時間的前幾分鐘才到站，下車後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橋，長髮迎風飛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皮包在她們的肩上或手中擺動，並不時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時間，我想這些白領女性中的多數是為了多睡一會兒覺才如此狼狽的。

與白領麗人相比，我們的實習可算輕鬆許多，工程師和技術員們正忙於單位分房，無暇顧及我們，只是偶爾帶領我們去參觀一下車間的生產，然後便讓我們自由活動。我們對齒輪車間情有獨鍾，因為那裡有個女員工長相頗似鞏利，凡遇無事可做時，我們便會跑到那裡找她聊天。開始她對我們還很熱情，總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們海闊天空地暢談，但當她因為生產的齒輪數量減少和質量不過關而被廠長扣罰獎金時，對我們便不再一如當初，無論何時去找她，她總是半陰著臉，一副愛搭不理的樣子，我們只得不去找她，呆坐在辦公室裡無所事事。有時，我們會買幾包煙，大家圍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裡瀰漫的煙霧使我們分辨不出彼此。

終於熬到中午，同學們迫不及待地拿著飯盒奔向食堂，午飯已成為我們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過午飯，我們會和工人們在操場上踢一會兒足球，他們採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獷型打法，我們慣用穩守反擊，經常以柔克剛。

在我們踢球的時候，工廠的廣播站會播放一些工人中間的文學愛好者寫的散文，播音員並不標準的普通話透過吊在樹上的大功率喇叭傳出來，響徹整座工廠。散文的內容經常會先以開門見山的形式描繪春天美景，然後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