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他該死……＇字跡不清＇……越早越好。我必須得為我和爸爸報仇……＇字跡不清＇……殺……＇字跡不清＇。

那一天，爸爸正在等待命運的裁決，我不能坐在家裡乾等，於是就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空氣潮溼，黑暗的街道被包裹在寒冷的霧氣中。偶爾霧中會出現缺口……一時間你能把物體的形狀分辨清楚，過一會兒一切又被霧矇住變得不清晰了。時不時有灰色、模糊的人影在霧中穿來穿去，接著消失在黑暗中。我厭惡地盯著這陰沉的灰霧，就在那時第一次開始想這個問題：“生活是什麼？”命運有時很殘酷。

尼娜此處提到的是爸爸通行證裡的莫斯科居住許可證。他剛從西伯利亞的第一次流放中歸來。沒有通行證，他就必須得在十天內離開莫斯科。城市居民擁有允許他們住在城市的許可證，這是為了控制城市人口過於擁擠的一種嘗試，同時也是逐出“不受歡迎分子”的一種方式，顯然，尼娜的反革命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員。這篇日記中字跡模糊之處都是被尼娜刪去的字句。1935年8月，尼娜的媽媽偷偷讀完她的日記後提醒她小心為妙，於是尼娜將一些敏感的字詞刪去。尼娜對父親的擔心使她有了這場誇大其詞的咒罵。但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下劃線表明，這些空洞的氣話被看作是要刺殺斯大林的一種文字威脅，是嚴重的罪行。

1933年3月29日

全完了，爸爸走了。就在今天早上。他去了哪裡呢？我不敢寫下來：被房子裡的牆看見也會打小報告。爸爸不和我們在一起了。他去了哪裡又有什麼區別？爸爸走了——瞎了一隻眼，帶著病走了——我卻坐在這裡寫著日記。

由於在日記中沒有其他關於尼娜父親的病或是一隻眼失明的提及，很難確定那是因什麼而起的。

晚上

大概5點，就在我坐在奶奶房間裡看書的時候，爸爸又回來了。和最近幾次一樣，我探究地看了他一眼，問：“進展怎麼樣？”通常就不再問下去了。問了又有什麼意義？最近幾天，我越來越愛我的爸爸，以前並不怎麼在乎他。但是他們拒簽了他的通行證，也就是說，他們命令他在十天之內必須離開莫斯科，所以我對爸爸的感覺就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像愛一個有思想、有目標、忠實堅持自己立場、不為更加簡單舒適的生活所動的人一樣地愛著他。最近，爸爸變得面黃肌瘦，開始有很多皺紋凸顯在他那張嚴肅憂慮的臉上。

1933年3月30日

昨天，我沒耐心寫下想說的一切，現在簡單寫一下吧。爸爸去了民兵部隊，想知道醫生開的證明能不能讓他在莫斯科多待兩天。我們迫不及待地等著他回來，一個小時過去了，爸爸沒回來，接著又過了半小時，我們都覺得，如果他被拒絕了，肯定會直接去找在上班的媽媽。索尼婭姑媽不停地向窗外張望，緊張地來回踱步，嘴裡唸唸有詞。奶奶躺著，偶爾瞥一眼鍾。想著爸爸會回來已經沒什麼意義了，但是……希望是人的天性，正如其他人一樣，我也懷著希望。

大約8點的時候，有人開了門。我停下閱讀，抬起頭，仔細地聽著。是爸爸嗎？這次，希望沒有欺騙我。我繼續裝著看書，專心地聽著爸爸的腳步聲，當門緩緩地開啟時，我的臉頰燒了起來，感覺到自己因為高興而慢慢變得滿面通紅。延遲的兩天雖然微不足道，卻讓我高興極了。

爸爸微笑著坐下來，心情愉快。各種瑣碎的問題開始了。

“你終於回來了，”奶奶說，“我覺得我的心臟快不行了。至少在沒睡著以前是這樣，但是現在……”她的聲音顫抖，聲調高的時候變得結結巴巴。奶奶哭了起來，倒在床上抽泣著。爸爸開始安慰奶奶。索尼婭姑媽也掉了幾滴眼淚。

我看了爸爸一眼。他的臉色不再憂慮，表情卻更像是一個困惑的微笑。他有些尷尬，眼裡有像淚花一樣的東西在閃著光。我說了些責備他的話，驚奇於自己的聲音，每說一個詞都會哽咽，好像有東西堵在喉嚨裡似的，我得努力才能把詞說出來。

後來，熱妮婭和莉莉婭來了，緊隨著來到的是安德烈？拉沙科。他是個大腹便便、健康強壯的男人，結實輕快的大腿裹在緊身褲裡，還長著一張忠厚善良的寬臉。我以前不喜歡他，覺得他真是笨拙，他笨重的身軀和那張無動於衷、自我滿足的臉都讓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從來都不把他當作健全的人看待，看著就覺得討厭。看著他，就像看著某個噁心的爬行動物一樣令人作嘔。但是革命開始時，就連我對他的感覺也變了。我開始把他當作一個比什麼都來得重要的革命者。就和爸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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