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大家各抒己見，侃侃而談，我覺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張開著，腦子跟錄音機似的，幾乎能背下他們所有說過的話。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太過敏感，對專業的敏感，對每個人、每件事情的敏感，還真讓我學到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 現在《藝術人生》的策劃會也常有這樣的情形，專家老師和組裡的製片人、導演侃侃而談，作為主編和主持人的我可以坐在會議桌顯著的位置上，信馬由韁地說話，在會議桌的外圍也會經常坐著一些陌生、年輕的實習生，我有時偷偷地觀察，他們有的瞪圓了眼睛隨著大家喜怒哀樂，有的坐在一邊無所適從地東張西望，有的乾脆莫名其妙地玩著手中的筆記本……一段時間之後就會發現：瞪圓眼睛的人依舊在，而且開始侃侃而談地發言，無所適從的年輕人已不知身在何方。我無法對他們進行“培訓”，因為時代不同，大家想法各異，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那句老話：機遇，從不光顧毫無準備的人。 策劃會一連開了七天，天天挑燈夜戰，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湧。最後一天的晚上，節目的基本樣式確定了。鄒友開主任來了，大家需要將策劃的結果彙報給他，批准後就可以領經費開始拍攝工作了。 忽然，孟欣說—— 孟欣常常會說出一兩句驚人的話，作出一兩個驚人的決定，瞬間迸發。也許這是電視人的思維習慣，現在我也這樣。當時確實非常不習慣。 忽然，孟欣脫口而出：“朱軍，你給鄒主任說說我們這幾天討論的結果吧！” 要我說？我連自己在這期節目裡幹什麼還不知道呢！但是，她確實要我說，我沒有緊張，因為我連緊張的時間都沒有。 那就說吧！在這個節目組中，頭一次，不是說中午盒飯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東西南北中》的策劃方案。聽我說話的人是能決定我命運的人。 相聲演員，記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豎著耳朵聽的東西一句都沒落，我當時連相聲“貫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氣呵成。儘管僅僅是轉述別人的觀點，20多分鐘吧，房間中就我一個人在說話，大家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事後很久，孟欣說，就是在那一刻決定用我作這一期的主持人。 那天晚上，我的命運改變了。 轉述完畢，沒有贏得什麼“好評”，因為這點成績是電視臺的導演們都必須具備的素質，那天我覺得自己超水平發揮，其實和大家相比也就是個平手，但是平手對我來說就是勝利！鄒主任點點頭，批准了策劃方案。 散會後，老孟說，“朱軍，沒事和許戈輝好好聊聊，熟悉熟悉，這期你倆搭擋試試！”說完轉身走了。 奇怪！求之若渴的東西來了，卻沒有瞬間的狂喜，也沒有什麼人向我祝賀，高立民、崔亞楠他們都沒有，一切顯得異常平靜。 在《藝術人生——羽泉》節目的時候，我清晰地記得兩個小夥子一唱一和地講起當年千辛萬苦得到第一張滾石的唱片合約，也就是他們的成名作《最美》時，也是平靜之極。海泉說：“得到一張唱片合約並不意味著成功——” 又一次暗下決心，我必須成功，不然都對不起這兩套衣服。

現在回想，自己所謂最重要的人生關卡，也並非那麼步履艱難。在《藝術人生》中與眾多嘉賓暢談人生經歷之後，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難以逾越和戰勝的關口，旦凡成功者，幾乎沒有順風順水的，都有逆水行舟的經歷。但恰恰是這一點，摔打出好水手，使他們成為駕馭生活之舟的勝者。當然僅有勇氣還不夠，還要成為智者。當年鄧婕在是否爭演《紅樓夢》中王熙鳳的時候，猶豫不決。她看到牆角有紅白兩隻蜘蛛，就將自己比成紅的，假如紅蜘蛛先爬到牆角就力爭，白蜘蛛先爬到牆角就放棄。結果，白蜘蛛拐彎了——假設那次紅蜘蛛真的沒有勝利，那麼今天的鄧婕會選擇什麼樣的生活呢？人生中有很多的機緣巧合，也有很多的情緒左右我們，那一瞬間沒有任何榜樣，只有崇拜“自己”。人生中真正的艱難困苦，是選擇和等待機會的耐性，以及延續這一耐性所付出的努力。

真的要錄影了，真的要在中央電視臺主持節目了，準備比等待更加緊張。於是我每天很早來到辦公室，把一切相關的帶子和節目資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亞楠不在的時候對著衛生間的鏡子說：“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您收看這一期的《東西南北中》，”嘗試著各種表情、各種肢體表達，活活一個神經質。和許戈輝也是天天打電話，一到辦公室就對詞，其實充其量不過十幾句話，對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為自己的一點閃失而前功盡棄。

還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我根本沒有出鏡的衣服，來北京時就帶了兩件襯衫，毛衣穿了一個冬天。那時主持人的服裝都是自己準備，再說我還不是主持人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