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者其實也很難做到無動於衷，於是也會選擇某種程度的主動承擔。而書寫，絕對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種，乃至於是比較不錯的一種。

所以說回耿立的文字，至多說是用“個人記憶”去述史、還原歷史，即在最大限度的基於史實的基礎上寫作而成。自然，作者會有情感上的判斷和傾斜。畢竟，現在誰還敢說自己是在真實的見證歷史？——關於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

畢竟，沒有人有資格、有能力把所有的細節見證的確鑿無疑，所以只要是在見證的同時，把“真實”的道義原則放在第一位，即可。而這一點，耿立顯然做到了。

但是問題是，真實的，不一定是美的，甚至往往是不美的。所以“真實“見證的話，往往是冷酷無情。當然，冷酷無情也有冷酷無情的意義。而耿立文字的弔詭也正在於此——便是這種冷酷無情反而叫他別具情懷，是一種比單純的同情心更公平、更敬慕、更肅重的東西。因此，剝皮見骨，單是“官能”上，就叫人有一種酣暢淋漓。

而這種剝皮見骨與酣暢淋漓，又構成了文字上另外一個層面的弔詭。因為很多文字剝皮見骨，官能上叫人排斥。但是越排斥，越發現自己離這種文字，和文字後面的內容越加接近。因為本質上來講，我們排斥的東西，正是我們要告別的東西。而我們告別任何東西，都首先要搞清楚這樣東西和過去的關係。而在這個過程之中，事情的始末總會剝絲抽繭的明確起來。

所以說回耿立散文的一個大的思路：就是人對待過去的嚴重傷害，要依靠的是什麼？遮蔽還是記憶？但，與其遮蔽、強迫遮蔽，不如去記憶，然後去寬恕。因為被遮蔽的，可以不再計較，但是沒有理由不知道。畢竟任何對歷史的隨意打扮，都是不能承受的歷史之重。

趙登禹將軍的菊刀（1）

一

我寓居的這座小城史書上稱為曹州府，隋唐以降，這裡予人的印記是：隨處都是高一頭、闊一臂、橫眉豎目的響馬。清人寫有一本書《地理辨惑》，在世間聲色頗著。書以答問的形式解釋這片硬氣的土地：大凡名都巨邑風水之區，一要城池得地，二要宮署合宜，三要文廟合武，四要書院培養英才，五要土著人士立志向學，再有醇儒指教，自然人文蔚起矣。這些曹州都不具備，於是“曹州人，多響馬”一說就風行矣。

我總以為，在朝廷不義的時候，響馬也許是悲壯的正道，他們代表著另一種公正，即使最後魚死網破，斧鉞臨頸，也絕不尿灑襠裡。為了諾言可以捐棄生命，為了名譽可以飲刀求快，但現在這種品性和血性越來越稀薄了。

在暮色蒼茫中領略曹州的參差老屋，柿樹虯龍，於古巷逡巡駐足，就想觸控一下響馬的血脈，但也總感到多的是蟊賊，少的是那種國家危亡之際挺身而鬥，視國恥為不可容忍，把對民族和家國的挑釁侮辱看作自己私人的不堪與恥辱，然後以一腔沸血澆灌相抵的大豪邁。

是真的沒有，還是歷史遮蔽不彰？直到我翻開抗戰史，他的名字便一次次地撞擊我、撕扯我、轟擊我、癱瘓我。那是一個雄武的形象，一米九的身量，曾如武松一般用手擊殺老虎的曹州人；他是使“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歌曲唱響天穹的人，他的身上煥漫著古之名將忠勇義誠之氣，而內有不忍之心的根基，這個每次母親臉色不好，跪在母親面前俯首帖耳的漢子，這個在戰場上操著一口濃重的曹州方言的曹州人。

這是趙登禹。

在秋日的午後，我終於走到小城郊區西北十里的地方，探訪將軍的遺蹟。在目前爭奪名人的時代，將軍的舊居也一定熱熱鬧鬧吧。然而看到的是連廢墟也談不上的一片空地，無言地在四周屋脊圍攏下，顯得空曠。有個耳朵不好的老人告訴我，沒有了，一切沒有了，連一個柴火棒一個瓦片也沒留下。將軍的舊居先是附近幾個村莊的孩子如麻雀般嘰喳讀書之所，後來“*”，千里之外的北京忙著把將軍的墳墓掘開，骨殖拋撒，將軍家鄉卻忙著把將軍舊居的磚瓦梁木拆下，哄搶一空。

這是一片空地，只有一圈土牆圍著，土牆邊上有*強茂地開，我跳進牆裡，用自己的體溫親自感受一下曾迴響過將軍腳步和吶喊的土地。當年趙登禹將軍在這裡的曙色中，透著四周的雞叫起舞。今天我站在這裡，似乎仍能聽到那大刀旋舞的回聲。

“沒有了，都拆光了。”耳聾的老人連連搖頭，唏噓不已。

還好，在這空地裡，還有著*叢顯露著生命，面對漸漸下墜的夕陽，我好一陣發呆。曹州這苦寒的黃壤上有兩種花在世間非常知名，春天的時候，渾厚的平原多被猩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