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話，日軍就會談修鐵路、要長蘆鹽場、煤礦什麼的，各種權益如航空權益，就是掠奪華北資源。”宋哲元就派張自忠作為自己的代表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間，日方曾提出“中日聯合經營華北鐵路，聯合開採礦山”的要求，要求張自忠在中日經濟提攜條約上簽字。張自忠斷然拒絕，並決定提前回國。“七七事變”後，隨著佟麟閣、趙登禹殉國，宋哲元七月二十八日決定率二十九軍撤退到保定，並決定留下張自忠與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長都由張自忠代理。

當晚九時，宋哲元、秦德純等人出北平西直門，轉赴保定。臨別時，張自忠對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語言沉重，但沉重裡自有一種擔當，一份責任，將軍這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氣概，使我心中悲慨地迴旋李陵的那些句子：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

張自忠：悲哉，上將軍（2）

為了免於生靈的塗炭，這種委屈是那樣的悲涼錐心。在不可知的朦朧前途中，古都北平的紅牆灰瓦，在炎熱的炙烤下，卻透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冷凝。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明知是油鍋，自己跳下掀起的巨浪會把自己澆死，四周都是日本人和親近日本人的人，我們怎樣還原張自忠將軍當時的心態？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

終日無睹，但見異類……

在寫作張自忠將軍文字的時候，傳說中李陵寫的四言詩如低迴的長調，嗚咽在我的紙上筆端。命運，一個人的命運在國家危亡之際，真是如秋風裡的飄蓬，為李陵將軍難過，還是為張自忠將軍悲哀？儘管張自忠將軍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據的北平不是要當漢奸，而是“希望能夠開啟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並表示為此不計譭譽，但是“漢奸”帽子和四處湧來的鄙夷唾棄，令他壓抑愴懷。

全國各大報刊發表文章，痛斥張自忠的“賣國變節”行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標題，如《自以為忠》、《張邦昌之後》等。張自忠被認為是“華北特號漢奸”，報紙上一律稱他“張逆自忠”。

對於這一歷史，張自忠將軍的老上級馮玉祥在《痛悼張自忠將軍》文中予以澄清，馮說：“民國二十五六年的時候，華北造成一個特殊的局面，他在這局面下苦撐，雖然遭到許多人對他誤會，甚至許多人對他辱罵，他都心裡有底子，本著忍辱負重的精神，以待將來事實的洗白。……在北平苦撐之際，有人以為他真要混水摸魚。當時我就說，他從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嫉惡如仇，絕不會投降敵人，後來果不出我所料。”

我無法判斷張自忠將軍被人指斥作為漢奸臉上的顏色，那一定是隱忍到怒髮衝冠和暗夜裡低沉咆哮，我想著張自忠將軍的行跡，既激動，又悲抑，我們能指責那些無辜的民眾嗎？那抗戰爆發的蹈厲熱情，是應該維護且高歌的，但我們能隨著那些民眾指責張將軍？我無法用孱弱的文字表述自己混合而成不是酸鹹而在苦楚之外的感受。

愛國的情懷非只一種，張自忠選擇了荊棘。他的行為，已經完全是別樣層次上對民族一種苦愛，是一種含淚的悽異壯烈的美。

二

在西北軍裡，張自忠向以帶兵嚴格，部下勇敢善戰而著稱，西北軍裡流行的順口溜：“石友三的鞭子，韓復榘的繩，梁冠英的扁擔賽如龍，張自忠扒皮真無情！”

張自忠字“藎忱”，“藎”是“藎草”，本為一種植物，看似柔弱，《詩經》裡面有一句“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藎臣”引申出去便是“忠臣”。中國人的字和名是可以互相解釋的，字號剛好解釋了本名。而惟獨“張扒皮”這個綽號顯得那麼刺眼，那麼冷酷。扒皮，其實說穿了就是對犯錯士兵打軍棍、關禁閉，對臨陣逃脫的人毫不留情抬手就地槍決的冷酷。然而這種冷酷背後，是否讓人感到他疾惡如仇的不苟和果決？

張自忠將軍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一週後脫險，然而，漢奸的帽子壓得他抬不起頭來，記得李敖在《大人格與小人格》中說：小人格的標準是匹夫匹婦的層面，是隨波逐流的、依附權勢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的，這種標準的泛濫下，胸懷大人格標準的英雄豪傑，都會長期遭到輿論、謠言、群眾、世俗的打擊。所以，“父子責善”的賢人匡章，全國說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張良，社會說他不仁；周公旦被誣不利孺子；直不疑（人名）被誣與嫂通姦；馬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