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申科在《提前撰寫的自傳》中，講到過這樣一則十分感人的故事：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飽受戰爭創傷的莫斯科異常寒冷，兩萬德國戰俘排成縱隊，從莫斯科大街上依次穿過。

儘管天空中飄飛著大團大團的雪花，但所有的馬路兩邊，依然擠滿了圍觀的人群。大批蘇軍士兵和治安警察，在戰俘和圍觀者之間，劃出了一道警戒線，用以防止德軍戰俘遭到圍觀群眾憤怒的襲擊。

這些老少不等的圍觀者大部分是來自莫斯科及其周圍鄉村的婦女。

她們之中每一個人的親人，或是父親，或是丈夫，或是兄弟，或是兒子，都在德軍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喪生。

當大隊的德軍俘虜出現在婦女們的眼前時，她們全都將雙手攥成了憤怒的拳頭。要不是有蘇軍士兵和警察在前面竭力阻攔，她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把這些殺害自己親人的劊子手撕成碎片。

俘虜們都低垂著頭，膽戰心驚地從圍觀群眾的面前緩緩走過。突然，一位上了年紀、穿著破舊的婦女走出了圍觀的人群。她平靜地來到一位警察面前，請求警察允許她走進警戒線去好好看看這些俘虜。她來到了俘虜身邊，顫巍巍地從懷裡掏出了一個印花布包。開啟，裡面是一塊黝黑的麵包。她不好意思地將這塊黝黑的麵包，硬塞到了一個疲憊不堪、拄著雙柺艱難挪動的年輕俘虜的衣袋裡。年輕俘虜怔怔地看著面前的這位老婦人，剎那間已淚流滿面。他毅然扔掉了雙柺，“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給面前這位善良的老婦人，重重地磕了幾個響頭。其他戰俘受到感染，也接二連三地跪了下來，拼命地向圍觀的婦女磕頭。於是，整個人群中憤怒的氣氛一下子改變了。婦女們都被眼前的一幕深深感動，紛紛從四面八方湧向俘虜，把麵包、香菸等東西塞給了這些曾經是敵人的戰俘。

葉普圖申科在故事的結尾寫了這樣一句話：“這位善良的婦女，剎那之間便用寬容化解了眾人心中的仇恨，並把愛與和平播種進了所有人的心田。”

葉普圖申科的話，道出了人類面對敵人時所能表現出的最偉大的善良以及最偉大的生命關懷，放下屠刀的敵人不再是敵人，這些人已經是人。

遮蔽與記憶：趙一曼（3）

佛家也曾有慧語：仇恨永遠不能化解仇恨，只有愛才能夠徹底化解仇恨。當一個人被刀子劃傷而流血不止時，許多人是把傷口包紮好；但也有人是把帶血的刀子包起來，關注“傷口”與“刀子”無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懷，如果說很多的人都自覺不自覺的屬於前者，那麼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後者。仇恨是記憶歷史的一種方式，而和解也一樣是記憶歷史的方式，也許在某些人看來這有點不可理解，但和解是我們的前路，因為我知道仇恨換回的只能是仇恨，和解換回的終是和解。

二

偽“濱江省警務廳關於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曾簡略載有趙一曼從哈爾濱市醫院逃走的情況。

趙一曼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暴雨過後的夜裡逃走的。這天夜裡，看守趙一曼的警士董憲勳在他的叔父董廣政的協助下，將趙一曼抬出醫院的後門，一輛計程車早已等在那裡。開車的是個白俄。幾個人上了車，車立刻就開走了。計程車開到文廟屠宰場的後面，停了下來，客人下了車，白俄司機調頭把車開走了。

女護士韓勇義早就等候在那裡，僱好了一副轎子，扶著趙一曼女士上了轎，一夥人立刻向賓縣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趙一曼逃走後，很快從那個白俄司機處發現了線索，後來又從太古街的轎鋪主人那裡得知，趙一曼是由他們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馬上乘車去追。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橋被夜裡的暴雨沖垮了。日本人只好到附近的村莊徵到幾匹馬，騎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東二十多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坐在馬車上的趙一曼、護士韓勇義、警士董憲勳及他的叔父董廣政。

在功敗垂成的時刻，趙一曼再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後，日本憲兵對趙一曼的折磨不斷升級，他們寄希望於那些曾經令許多人發抖、喪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產生作用。用盡了人們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到的各種酷刑：釘竹籤是釘滿十指，拔出來後，用更粗更長的籤子繼續釘，最後改用燒紅的鐵籤扎；灌辣椒水是攙著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熱辣椒水和涼汽油交替地往趙一曼的喉管和鼻孔裡灌；烙鐵是直接摁在趙一曼的乳房上烙燙。最後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強體壯的男子漢也忍受不了的類似凌遲般活剮——剝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