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鐵證視而不見。在“恥感文化”社會中歷練得精熟之後，便會生出各種各樣的招術，主動地來打通和擴大“恥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脫恥”的通道。因為，即使是慣常在“月黑風高夜”殺人越貨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機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或者即使走漏了風聲，也會運用強力“封了口”，那麼，在社會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裝扮成“道德完人”。

在趙尚志頭顱失蹤多年以後，東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來，對著媒體說我有罪，並對過去的行為懺悔，這在日本是多麼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還想到一個普通士兵身後立碑的故事，以此來證明東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離東京大約兩百公里的埼玉縣的一塊私人墓地裡，靜靜地豎立著一塊墓碑，碑體呈長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譯如下：

在舊軍隊服役十二年八個月，其中十年在中國作為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臨汾、運城，舊滿洲東寧等憲兵隊勤務，參加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所做的行為，表示深深歉意。

這塊碑的碑主叫大澤雄吉。在中國作戰期間，他到底做了哪些讓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沒有告訴任何人。戰後，大澤退伍回到故鄉以經商為生。他女兒綾子回憶說，大澤常常吐露對天皇、對戰爭的厭惡，而且夜裡常常被噩夢驚醒。綾子多次追問他在中國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辭。綾子知道的惟一細節是，大澤所在的部隊曾經抓來一箇中國少年做雜活，一天，這個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說是自己幹活時不小心誤傷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澤的上司看出破綻，命大澤殺掉這個少年。大澤瞭解到少年和母親相依為命，母親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親必死無疑；如果逃走，被抓回來肯定會被槍斃。萬般無奈，少年才想出這個方法。大澤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給他說情。但是，這個少年最終的命運如何，大澤還是沒有告訴女兒。大澤臨終時，拿出一紙寫好的碑文交給病床前的綾子，要女兒一定為他豎立這個墓碑，向中國人民謝罪。綾子為了解父親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四處尋訪他的戰友，但是，找到的人要麼說些當時的生活小事，要麼就說當時他們沒有直接參加戰鬥，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就這樣，大澤的戰爭經歷始終是一個謎，而且謎底隨著他的死去而永遠被塵封在地下。但是，從大澤留下的這個碑，我們得到的資訊是清晰的，這是一個作為加害者的戰爭記憶的象徵。　txt小說上傳分享

帶血的頭顱（11）

雖然有了遺囑，謝罪碑的建造並非一帆風順，大澤死後，綾子的哥哥繼承了家業，他堅決反對建造謝罪碑。為此，綾子向同樣收到父親遺囑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樣當過憲兵的伯父也說，豎了這樣的碑，會被鄉鄰誤以為死者幹了多少天大的壞事，這種辱沒門風的事情不能幹。結果一直到大澤死後十二年，綾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兒子，也就是綾子的外甥繼承了家業，大澤的遺願才得以實現。

大澤立起的是石碑，東城政雄立的是文字的碑，石碑也許會漫漶，但大澤的勇氣和懺悔後的心靈的安妥會被人記著，東城的文字也許會被焚書者燒掉，但燒不掉的是人心。

還我頭來

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長春市般若寺在內部施工時，發現了一顆無名頭骨，並被僧人轉埋在了長春市遠郊。

二○○四年六月二日，趙尚志將軍的妹妹等人在長春遠郊的一片樹林中，找到了頭顱的第二掩埋地。

這是否是將軍的頭顱，歲月滄桑，最有力的實證細節在哪裡？人們疑慮，這頭顱有點像女性，是那樣的小巧，但一個寺院裡有女性的頭骨似乎有點不合常理。一切都是謎，一切都是未知。

一份鑑定報告出來了：從頭顱的特徵看，此頭顱為男性，死亡年齡在二十八歲至四十歲。從顱骨的顏色、石化程度、風化程度等綜合特徵觀察，其死亡和埋藏時間，估計有幾十年歷史。在左眼眶下部和左顴骨內側有硬傷。為死者生前受傷並經幾年自我修復所致。在左眼下部、鼻骨左側，也有一處數毫米直徑的近圓形痕跡，可能亦為生前受傷所致。

再一份鑑定出來了：頭顱為男性，年齡在三十五歲至四十歲左右；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誤差正負五厘米）；左眼眶下緣中部有一陳舊性骨傷，系生前利器所致，左眼下有陳舊性骨傷修補痕跡；埋藏時間比較長，在數十年間。

所有的鑑定人，均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鑑定的，但結果都與史料記載基本吻合：趙尚志犧牲時三十四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