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得按法懲治，否則確與亂事無涉，即隸國民黨籍，亦不能牽連取消。蓋黨自黨而議員自議員，二者性質不侔，即不能併為一談。查議院法第八條，議員於開會後發現不合資格之疑義時，各院議員得陳請本院審查，由院議決，選舉十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審查之。據此，議員資格之疑議，其審查權屬之兩院，院法規定，彰彰可證。今政府以隸籍國民黨之議員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議員，自居為理由，豈非以政府而審查議員資格，侵害國會法定之許可權乎？至於追繳證書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議員資格，細按《約法》，大總統無此特權，不識政府毅然出此，根據何種法律？此不能不懷疑者一也。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結果，國民黨議員被取消者三百餘人，次日又追加百餘人，遂過議員總額之半，兩院均不能開會。查議員中有早已脫該黨黨籍，改入他黨，或素稱穩健，曾通電反對贛亂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確為懲治內亂嫌疑耶？則應檢查證據，分別提交法院審判，不得以概括辦法，良莠不分，致令國會人數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實也！近復報紙紛傳政府將組織行政委員會修改國會組織法，改組國會。此種傳說是否屬實，姑不具論，究竟政府方針，對於民國是否有國會之必要？對於國會是否以法律為正當之解決？此不能不懷疑者二也。議員等對於國民黨，素深惡絕，當南方無事，政府敷衍偉人之時，於彼破壞主張，無不嚴厲攻擊。及湖口亂起，天下震動，亦曾連名通電，聲罪致討。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氣為前提，實與議員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適法？扶之之道，是否誠心？群懷疑慮，勢難緘默。茲依議院法第四十條質問，應請政府於三日內明白答覆。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國務院在民國2年12月23日向參議院提出答覆書如下：

……依《約法》第十九條暨《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質問權為議院職權之一，非議員職權之一，其義甚明，故質問之行使，無論議院法有如何連署之規定，雖不必由院議公決，要不能不經由議院提出，是以議員迭次依議院法而提出質問書，均於議院有《國會組織法》第十五條所定總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得以開議時，由議長以開議日期報告檔案之際提出報告，此執行《國會組織法》暨《議院法》之通例，實為兩院所現行，斷未有不經此項手續，而可以濫行質問者也。茲來諮既稱兩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前議院所有之質問權，當然因不能開會之結果，而不能提出。……查兩院議長，業於十一月十三日，以兩院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不得已於十一月十四日起，停發議事日程等語，通告有案。此次質問書之提出，在議院議長通告停發議事日程之後，既已停發議事日程，何能提出質問書？且查當日提出質問書之情形，系發生於兩院現有議員之談話會，以法律規定所無之談話會，而提出屬於法律上議院職權之質問書，實為《約法》、《國會組織法》、《議院法》規定所未特許。政府為尊重國會起見，對於不足法定人數之議員，非法所提出之質問書，應不負法律上答覆之義務。惟查各該質問書，於追繳隸籍國民黨議員證書徽章，及令內務總長分別查取本屆合法候補當選人如額遞補各節，不無所疑，不能不略為說明，以免誤會。查十一月四日大總統命令，曾宣告此舉係為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國民之痛苦起見，並將詳細情形佈告國民；蓋以議員多數而為構成內亂之舉，系屬變出非常，不特議院法未規定處理明文，即各國亦無此先例，大總統於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是非心跡，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所以令下之日，據東南各省都督、民政長來電，均謂市民歡呼，額手相慶。議員張其密等所稱舉國惶駭，人心騷動，系屬危言聳聽，殊乖實情。且現已由內務總長核定調查候補當選人劃一辦法，令行各省依法辦理；議員鄭毓怡等所稱對於民國是否有國會之必要，尤屬因誤滋疑。總之，前奉大總統命令，業已鄭重宣告，務使我莊嚴神聖之國會，不再為助長內亂者所挾持，以期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議員果能深體此意，懷疑之點，當然釋然。除函答參議院議長外，相應函請貴議長轉達貴院現有各議員查照可也。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甕

黎元洪自張振武案後，已經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時，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愛戴高帽子，曾親筆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國民黨決裂後，又親書“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個字，製成寬五寸、長四尺八寸的長匾，派專使送到武昌來，掛在都督府門外，黎乃對袁由懷疑心理而變為心悅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