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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向眾議院提出的“增修約法案”，要把《臨時約法》中責任內閣制改為總統制；同時有應修正者三條，應追加者二條。應修正的是原“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得任命國務員及外交使節，得宣戰、媾和及與外國締結條約；但均須提交參議院議決或取得參議院之同意。”一條中，取消但書，使大總統無須取得國會同意，就能行使上述權力。應追加的是：“大總統為保持公安，防禦災患，於國會團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大總統遇有緊急需用，得以教令為臨時財政處分。”是擴大總統權力的要求。

這時國會制憲已進入三讀，因此議員們認為正式憲法即將完成，《臨時約法》即將廢止，沒有增修《臨時約法》的必要，乃置之不議。袁這時兇狠的面目就顯露出來，於10月22日特派施愚、顧鰲、饒孟任、黎淵、方樞、程樹德、孔昭焱、餘棨昌八人代表他列席憲法會議，並送一致憲法會議的諮文如下：

為諮行事：查《國會組織法》載：民國憲法案由民國議會起草及議定。迭經民國議會組織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暨特開憲法會議。本大總統深維我中華民國開創之苦，建設之難，對於關係國家根本之憲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發達。惟查《臨時約法》載明大總統有增修約法之權。誠以憲法成立　，執行之責在大總統，憲法未制定以前，約法效力，原與憲法相等，其所以予大總統此項特權者，蓋非是則國權運用易涉偏倚；且國家之治亂興亡，每與根本大法為消長。大總統既為代表政府總攬政務之國家元首，於關係國家治亂興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議法者得所折衷，則由國家根本大法所發生之危險，勢必醞釀於無形，甚或補救之無術，是豈國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本大總統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一年有餘，行政甘苦，知之較悉，國民疾苦，察之較真。現在既居大總統之職，將來即負執行民國議會所擬憲法之責，苟見有執行困難，及影響於國家治亂興亡之處，勢未敢自已於言。況共和成立，本大總統幸得周旋於其間，今既承國民推舉，負此重任，而對於民國根本組織之憲法大典，設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盡，殊背忠於民國之素志。茲本大總統謹以至誠對於民國憲法有所陳述，特飭國務院派遣委員施愚、顧鰲、饒孟任、黎淵、方樞、程樹德、孔昭焱、餘棨昌前往，代表本大總統之意見；嗣後貴會開議時，或開憲法起草委員會，或開憲法審議會，均希先期知照國務院，以便該委員等隨時出席陳述。相應諮明貴會，請煩查照可也。

袁世凱派了八個委員前赴憲法委員會，要求列席，憲法會議認為該會性質和參眾兩院不同，大總統對於該會既無提案權，當然不必派員出席說明；憲法起草委員會亦認為袁派員出席會議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同時，根據憲法起草規則規定，除兩院議員外，其他機關人員，不但不能參加，即旁聽也不應該，遂以此理由拒絕政府委員列席。

這時的北京國會，本已是袁掌中的玩物，袁要如何便如何，而憲法會議亦準備接受袁的“擴大總統權力”。在國會議員來說，所僅存的希望，只是要袁維持國會外貌的尊嚴，維持議員個人的地位，稍留顏面，依照一定程式，制定一部袁可同意的憲法。怎知袁竟一點不留餘地，公然派員干涉制憲，使國會沒有接受的餘地，因此堅拒接待八代表。

袁為此怒不可遏，遂於10月25日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反對憲法草案，其文曰：

“制定憲法，關係民國存亡，應如何審議精詳，力求完全；乃國民黨人破壞者多，始則記名政黨，為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此次憲法起草委員會，該黨議員居其多數，聞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本大總統忝受付託之重，堅持保國救民之宗旨，確見及此等違背共和政體之憲法，影響於國家治亂興亡者極大，何敢默而不言？《臨時約法》，大總統有提議修改約法之權；又美國議定憲法時，華盛頓充獨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聯合會議議長，雖寡所提議，而國民卅萬人出眾議院一人之規定，實華盛頓所主張；法國制定憲法時，馬賣馬洪被選為正式大總統，命外務大臣布羅列向國民會議提出憲法草案，即為法國現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國第一任大總統與聞憲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員前赴國會陳述意見，以盡我保國救民之微忱。草案內謬點甚多，一面已約集中外法家，公共討論，仍當隨時續告。各該文武長官，同為國民一分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大法，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