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同盟。同時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關中國問題，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參加，不得成立任何協定。至於中國帝制問題，則待歐戰結束後再行考慮。

袁世凱和朱爾典有過一次密談，密談記錄上有袁親筆“嚴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談記錄：

朱使問：“君主立憲實行之日，當不遠矣！”

大總統答曰：

“近年來各省將軍、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憲，不能鞏固國基；至於今日，全國贊成，予惟有順從民意。”朱曰：“若國中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總統曰：“內亂不能決其無，但不至擴大。餘可擔保治安之責。惟對外問題，殊為焦慮，不知東鄰有如何舉動。內地治安，可保無虞。至東三省及蒙古，實難預料。該處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殺，不論華人為首犯，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

朱曰：“日本勸告，或系照例文章，至於乘時取利似亦難言。”

大總統曰：“大隈伯對我駐日公使言，關於君主立憲事，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甚願幫忙一切。由此觀之，即於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漁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視民意而從違。若仍行共和政體，大總統任滿可以休息養老；若君主政體，則責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勝。”

朱曰：“查現在各國，不論君主民主，無有如大總統之權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權無論矣，即德皇、日皇、美國大總統之權，皆不及也。”

大總統曰：“貴公使此論頗合情理，餘處現時地位，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而各部共擔二十分，按理而論，餘應擔二十分，而各部應擔八十分，乃為公允。”

朱曰：“若他人擔如此重任，眠食俱廢矣。”

大總統曰：“餘思自為皇帝，不過若干年，惟與我子孫甚有關係。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無有不弱之理，是亦可慮。”

朱曰：“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慮及百年以後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學問閱歷，則王子亦興，平民子弟亦興；

若棄家法學問，則又從何而興乎？”

大總統曰：“當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腦中，其或百中有一隻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至於特色立憲君主，固未嘗夢到也。”

朱曰：“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民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為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爾典與美使嘉樂恆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之時，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

在列強對中國帝制問題使用壓力的時候，日本是最認真的，前面已經提到日本個別地或是聯合地對袁採用壓迫。當12月12日袁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後，日本公使於13日單獨照會外交部，譴責中國政府對帝制問題的答覆沒有誠意，要求於15日以前給以滿意的答覆。15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國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時，日使代表各國發言，他說：“前此各國提出有關帝制問題的勸告，中國政府曾聲言不遽從事，並擔保中國境內治安的完全責任。因此，日本與四國對中國決然採取監視的態度。”這是列強聯合壓力，其方法是由勸告變為警告，由旁觀變為監視。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駐日公使陸宗輿以中國代表資格慶賀日皇加冕。這時為了拉攏日本，又特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赴日賀禮贈勳特使，代表袁頒贈日皇以大總統級的大勳位。周的任命發表時，袁特升周為上卿以示隆重，並派專門辦理對日外交的外交次長曹汝霖以“儀同特任”待遇為副使，一切都顯示對日本的關係列為最重要。北京外交部電令駐日公使陸宗輿將中國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預先商定特使行程，預計民國5年1月24日可抵東京。陸宗輿和日方聯絡後，據悉日本政府將以親王之禮接待中國特使。

5年元月14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館內為周特使餞行，賓主頗盡歡。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館忽然打電話給外交部說：接到東京急電，請周特使緩行。而陸宗輿也有電報報告：日本外務省通知中國公使，請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勳位未便接受，因為中國共和制度即將廢止，大勳位只能陳列在博物館中了。

當中國派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