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重新整理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予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交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第創造弘基，事體繁重，洵不可急遽舉行，致涉疏率，應飭各部院就本管事務會同詳細籌備，一俟籌備完竣，再行呈請施行。凡我國民，各宜安心營業，共謀利福，切勿再存疑慮，妨阻職務，各文武官吏，尤當靖共爾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總統軫念民生之至意！除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發交政事堂，並諮復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眾周知！此令。”

七十五、皇帝總統

於是袁大總統成了袁大皇帝——時間是民國4年12月12日。

從這一天起，中國政壇上出現了一個怪現象，既有總統，又有皇帝，既不是中華民國，又不是中華帝國，所以在公文上便顯得異常混亂。如奉天將軍段芝貴首先稱臣，袁手批“不當稱臣”。直隸巡按使朱家寶的奏摺文字莊嚴，抬行寫“奏請皇帝陛下聖鑑”。袁也說登基大典尚未舉行，稱臣稱皇帝陛下都不恰當。不過，從這個時候起袁就不喜歡別人再稱為總統。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報》不再見有“大總統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卻是個迷。因為這策令是皇帝也是總統、既非皇帝也非總統的袁世凱所發出，袁在這些策令中既不自稱為“朕”，又不自稱為“本大總統”，而稱曰予，這個口吻至少是準皇帝口吻。

這是個稀奇古怪的時期，中國有一個人又是皇帝又是總統，袁黨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個方法，這是廢除了總統的稱號，也避免用皇帝的封號　，儘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詞，如“奉諭”、“謹乞鈞鑒”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這天他在懷仁堂接見了簡任以上文武官員200餘人，這些大小官員紛紛向袁祝賀，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排列整齊，向袁行三鞠躬禮，由內史監阮忠樞率領，公府大禮官黃開文司儀。袁發表一篇簡短演說，說是為了救國救民：

“大位在身，永無息肩之日。故皇帝實為憂勤惕厲之地位，決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果，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難期發達，予為救國救民計，犧牲子孫，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後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對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遜位，民國成立，予以薄德，受國民之付託，攬統治之大權，惟以救國救民為志願。憂勤惕厲，四載於茲，每念時艱，疚慚何極！近以國民趨向君憲，厭棄共和，本懲前毖後之心，為長治久安之計。迫切呼籲，文電紛陳，僉請改定國體，官吏將士，同此悃忱。舉國一心，勢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國體之責，一再置詞，人之不諒，旋經代行立法院議定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予又何敢執己見而拂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往借所垂於順天逆天之故，致戒甚嚴。天不可見，見於民心。斷非藐藐之躬，所能強抑。外徵大勢，內審素懷，事與願殊，異常悚懼。從民意則才不足以任重，違民意則理不足以服人，因應胥窮，旁皇竟目。深維好惡同民之義，環顧黎元望治之殷，務策安全，用奠區宇，因思宵小僉壬，何代蔑有，好亂之徒，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國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結為奸，甘為同國之公敵，同種之莠民。在國為逆賊，在家為敗子。蠹國禍家，眾所共棄。國紀具在，勢難姑容。予惟有執法以繩，免害良善。著各省文武官吏剴切曉諭，嚴密訪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諭知之。此令。”

大總統做了皇帝，副總統怎麼辦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臺後，便以“無智、無能、無為”自處。帝制運動開始，黎更裝聾裝啞，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參政院，並一再請辭副總統和參政院長職，希望回原籍黃陂休養，這當然不會得到袁的允許。黎知道離北京是辦不到了，乃藉口夫人有病，瀛臺過於寒冷，得袁同意遷居到東廠衚衕，自11月起，他拒絕受領副總統的薪金和公費，請袁裁撤副總統辦公室，並向參政院諮請辭副總統職。他像個啞巴，對任何人都不開口，從前辛亥起義，他糊里糊塗被擁推出來，那時還“唔……唔……唔……”，“好……好……好……”，這時連這些字眼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