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那裡的，有他以前的旅長宋子揚。他在國外時，馮常常有電報，稱他“鈞座”，自稱“職”，口口聲聲要他回來“主持”“領導”等等。在七八月中，楊宇霆督蘇的時候，先生曾經發表一通長電反對他——當時有人說，這一個電報等於三個師的兵力——打擊奉天，就是幫助馮玉祥的。當十一月中，馮、張交惡已深，親奉的曾毓雋、姚震先後被馮軍拘捕，段執政左右，很多人逃避到東交民巷裡。當時大家認為北京危險，勸先生不要去，就是這個原因。但是他們不知道先生和馮有這樣的密契。先生敢於輕身入險的，就是這個原因。段執政大概也認為這個密契可能有作用，所以在先生出京時，雖然得到那八個字的嚴重警告，並沒有盡全力加以攔阻。先生之忽然決定離京，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是郭松齡失敗後的第四五天。郭的失敗，就是張作霖的勝利。他的忽然要離京，我想也許是他怕和段執政同時被困在張作霖的手中。他既然怕張作霖，當然就不會懷疑到馮玉祥。

馮玉祥要害先生，我想有三個理由：

一、先生和墨索里尼的協議，使先生如虎生翼。現在和馮合作固然是好，但如一旦翻臉，必然後患無窮。不如趁他蛟龍尚未得水之時，予以除掉，以消滅未來的隱患。

二、先生當時反共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三、馮玉祥不但是陸建章的親外甥，而且是受過他的厚恩和接受過他的領導的。元年灤州獨立，馮被押解回籍，是陸把他保出來的。而後來也是靠著陸的力量，馮才再度掛名軍籍。浦口逗留（七年一月），武穴通電（七年二月），也全都有陸在旁為之策劃。所以在馮、陸之間所存在的，並不只是泛泛的甥舅之誼而已。馮玉祥之要加害先生，不會沒有一點為舅舅報仇的成分在內。

十五年十一月裡，舊曆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安葬於蕭縣鳳冢山之原，就是他少年遊憩的地方。

先生安葬的棺木，是合肥購贈的。但是“撫卹”、“懲兇”的一類官樣文章，始終缺如。我過去為這一點，一直對合肥不滿。但是後來看到他《正道居集》內的幾篇文章，才瞭解他真的是相信“輪迴”、“因果”之說。後來又看到曾宗鑑先生在一段筆記裡說：十五年四月，合肥下野出京，“專車開出後一小時，合肥步入車廳，問車過廊房停留多久？又問‘又錚遇難是否即在車站’？及車過廊房，合肥開窗西望，歷十分鐘，口唇微動，喃喃若有語，老淚盈眶，掩面入臥”（天文合，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幾年又在臺北看到合肥的孫子昌義，他說“爺爺囑咐的，每年擺供，祖先牌位旁邊，必須要擺徐爺爺的牌位，給徐爺爺磕頭。”我於是格外明白老人家心裡，自有他的分寸。

第二段是馮部張之江的參謀長張鉞所口述徐樹錚慘死經過：

張之江和鹿鍾麟，都是馮玉祥的心腹幹部，不過兩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張是個忠實基督教徒，對事對人都極端誠懇。鹿則機警細密，處事謹慎，且善於體貼馮的心理，先意承旨，極為馮所信任。他此時正擔任北京衛戍總司令職務，故馮玉祥特別指定他為殺徐第一號“劊子手”。……所以他受命之後，十分謹慎，不敢冒昧從事，怕萬一殺徐之後，使馮落上“主謀殺人”的嫌疑，則不惟無功可言，甚至還要受到斥責。因此他曾在電話中與馮往返磋商，始終未獲得個“不落痕跡”的絕妙辦法。

就在這段時間裡，風聲已經傳到又錚耳內。初時，又錚猶以為風聞之言未予深信。及至二十九日，訊息愈來愈惡，乃不得不作離京打算。當天下午，就命人通知津浦路局代備專車，準備晚間九時離京赴津。當時有人認為這樣走法不甚妥當，不如借乘英國使館汽車悄悄出京為佳。又錚笑道：“北京四周，到處都是仇家爪牙，隨時隨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猶能安然無恙者，徒以鬼蜮伎倆，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真面目耳。我若藏藏躲躲，豈非正中其計！”於是乃無異言。惟有宋子揚對於此行，仍覺不甚放心，乃揹著又錚，私自向英國使館，借來一班武裝士兵，隨車保護。他固知僅憑這十幾名英兵，並不足卻敵脫險，只為符合又錚的見解，故作炫耀，使又錚的行徑，更為公開而已。晚間九時，又錚帶著十餘從人，登車東發，孰料“壯士一去不復還”矣。

北京到天津，僅有二百四十華里，以普通快車的速度，三小時即可到達。又錚乘的是特備專車，依常理推算，應該兩小時即可到達。不料沿路被馮軍西行兵車所阻，每到一站都要停留數十分鐘，將近子夜時分，猶未抵達楊村。又錚一行，皆以事前聽到很多壞訊息，故人人心內焦急，於是不斷有人下車向車站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