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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唐離蒙自繼續旅途，當天抵達越南邊境老街，法軍駐軍列隊在車站以軍禮歡迎，唐未下車，火車徑開河內，越南的法國總督特派參謀長至車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內大酒店，法國總督擬挽留唐等在河內小作逗留，唐辭謝，第二天即去海防，剛好趕上法國輪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聯帥出亡赴香港的訊息，是當時的一個大新聞，所以引起多方的矚目，廣州方面也非常重視，至於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個人極大的考慮。唐自從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實力派，他的影響力及於雲南、貴州、四川。5年護國討袁成功後，使他的功業聲名達於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時局受其影響。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貴州都受到頓挫，四川軍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軍驅逐出川，而在川在粵的滇軍事實上也不完全服從他的命令，他雖然擔任西南軍政府的三巨頭之一（孫中山、岑春煊和唐繼堯），事實上也不過掛名而已。從民國6年到9年，他只不過是雲南王，割據一方的一個軍閥。

到了四川的滇軍撤回雲南，唐繼堯就為之手足無措，最後且被自己的部下趕走，實在太可笑了。這也看出唐繼堯的局面有限，因為以他的威望和權力，護國以後他就應該在雲南充裕財源，從事建設，並且把軍隊訓練得更堅強，因為雲南偏僻一方，沒有捲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亂，正是閉關自守，生聚教訓的大好時機，唐卻輕輕易易地坐失這個好機會。最後則是因為軍費無著，驅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狽出奔，真可說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這次出走，對他是一生中最慘重的打擊，也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教訓，他在旅途中對他的未來自然作極慎重的選擇。

他的初步目標是廣州。

唐繼堯有一個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張維翰同鄉也是雲南大關人，曾在日本留學，和蔣方震、蔡鍔、唐繼堯都很莫逆，擔任過雲南講武堂的總辦，唐繼虞便是他的學生，他也認識孫中山。蔡鍔在四川病重時，他陪蔣方震去探視，然後隨侍蔡鍔到日本就醫，蔡歿後他又和蔣方震扶蔡柩回國，以後便一直代表唐繼堯住在上海。

顧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剛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廣東輪，與汪兆銘和張繼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們三人在甲板上談天談地，張繼主張李小川勸唐繼堯出國“養望”，不必去廣州做軍政府的“空頭”總裁。他說：“現在的軍政府只是廣東省的軍政府，迫切需要團結滇、川、黔、湘四省，才能發揮作用。不幸因頌雲（程潛）的關係，我們已失去湖南，蓂賡（唐繼堯）現在和川、滇、黔關係都搞壞了，如果到了廣州，勢必因蓂賡一人的關係而使川、滇、黔都離開了先生（指孫中山），這對大局無益，對蓂賡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張繼的意見，他說：“如果中山先生因為蓂賡垮臺而拒絕與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況蓂賡今天並未倒下來，他仍然有潛勢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國民黨能在這個時候拉攏蓂賡，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後必然會在中山先生領導下共圖革命大業。”

汪兆銘贊成李小川的意見，他們抵香港後，便同去廣州謁見孫中山。孫中山見到他們三人只殷殷問及長江一帶情況，忘了李小川是唐繼堯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話題往雲南帶，帶到唐繼堯下野，以及將到香港，請孫中山表示一點看法，孫中山只淡淡地說：“蓂賡從來就不服從我，他有權有勢時總是和我相左，現在會服從我嗎？”李小川乃解釋唐的個性，認為唐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並非不服從孫中山，如今受了頓挫，對一個自視甚高且從來未受過挫折的人，是一個好教訓……。他說到此，孫中山已不耐煩，就站了起來，大聲地說：“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為是的軍人做基礎，如果軍人們不能先進行政治教育，就無法貫徹革命。這些年來我吃夠了軍人們的苦頭，我告訴你們，我現在要北伐，要選舉總統，我已命令陳炯明在一個月內籌足北伐的軍費二百萬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對待莫榮新的方法對付他，別人罵我孫大炮，我就會用大炮來打倒這些不聽命令的軍人。”

孫中山很少有這種激動，這是因為過去一直是扶植陳炯明，而陳炯明又不聽命令。所以氣到了極點，現在借題發揮而已。同時孫中山痛感革命工作無法依賴軍閥，過去吸收軍閥參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們，用革命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無利於革命事業，而且還有極大的損害。孫中山不是對唐的窮無所歸拒絕，而是從革命事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