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總商會且發動不買日貨運動，廣州則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

北京政府的處境真是焦頭爛額，巴黎和會無力應付。日本對山東問題毫無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學潮遍及全國，加上南北問題，上海的和談陷於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雖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舊交通系聯成一氣，外而拉攏直系甚至南方。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當時的中國是個四分五裂，困難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學潮，在段祺瑞來說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長姚震提出，必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時授意安福系閣員，必須整頓學風，首先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其實蔡早已提出辭職，但教育總長傅增湘已予拒絕，現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職，傅自然也反對。他氣憤地說，如果政府一定要這麼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職命令來對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縣人，是個書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較超然，段對他本來很器重，由於處理學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間極不愉快，他也有掛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醞釀罷免傅同時改組各大專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擔任各大專校校長，以加強對學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辭呈出走。北大學生議決“停課待罪”，以表示堅決挽留校長，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繼蔡元培之後全體辭職，以示態度一致。

段祺瑞憤怒地指責錢內閣無能，應付學潮太過軟弱無力，傅增湘包庇學閥，所謂學閥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責開始了安福國會的倒閣運動。

錢能訓雖然近乎無能，但局面複雜又微妙到這種地步，他也實在無能為力，他去見徐世昌請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錢能訓去見段祺瑞，表示願意下臺，請段推薦繼任人選，段內心很想讓安福系領袖王揖唐出而組閣，不過卻不好意思正式提出。

這時北京政府完全是真空狀態，因為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巴黎，交通總長曹汝霖被學生示威嚇破了膽，躲在東交民巷和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在一起，傅增湘也準備辭職，代理外交總長陳籙不敢到部辦公，5月9日各國公使到外交部探詢中國局勢時竟無人接見。

學潮蔓延成全國性，學潮又和政潮混合在一起，使得政治危機愈益增加。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成立了學聯，不久天津、上海、武漢以及全國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學聯，並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聯會。全國的工商界人士則發起抵制日貨，組織救國儲金。上海還成立不計其數的“救國十人團”，隨後集中成立了“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北京學生們則組織若干演講隊，以宣傳講演進行反日救國運動。

5月13日就是上海和會破裂的一天，徐世昌無心處理學潮，岌岌惶惶地通電北方各省軍閥，歷述時局危殆情形，請大家表示點意見。他本希望大家能共體時艱，相忍相讓，支援他達成和談順利的願望。不料段祺瑞竟提出堅決拒絕南方代表的八項條件，撤回北方代表，終止和平談判。14日徐邀請段與全體閣員，安福會的兩院議長在總統府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外交、和會與學潮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徐世昌和段祺瑞兩巨頭間距離極大。於是徐世昌施出他的一貫老作法，兩面光、兩面圓的辦法。關於學潮問題，當天發表命令挽留蔡元培校長以安學生之心。也挽留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以安段的心。同時下令誥誡學生不得糾眾滋事，如果不服彈壓，即當“查明斥革，依法逮懲”。對於上海和會，決定拒絕南方的八條件，不過也不撤回北方代表。

段系對於徐世昌這種做法大為不滿，因此對徐大施壓力。於是第二天，15日北京政府批准了出席上海和會的北方代表辭職，並罷免傅增湘的教育總長，而由教育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同時對於上海和談破裂，發表一道命令：

“國步多艱，民生為重，和平統一，實今日救國之要圖。本大總統就任以來，屢經殫心商洽，始有上海會議之舉。其間群言嘵雜，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誠，所期早日觀成，稍慰海內喁喁之望。近據總代表朱啟鈐等電稱：‘唐紹儀等於十日提出條件八項，經正式會議，據理否認。唐紹儀等即宣告辭職，啟鈐力陳國家危迫情形，敦勸其從容協商，未能容納，會議已成停頓，無從應付進行，實負委任，謹引咎辭職’等語。所提條件，外則牽涉邦交，內則動搖國本，法理既多牴觸，事實徒益糾紛，顯失國人想望統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進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剴切電商，撤回條議，續開會議外，因思滬議成立之初，幾經挫折，嘵音喑口，前事未忘，既由艱難擘畫而來，各有黽勉維持之責。在彼務為一偏之論，罔恤世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