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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兄弟為了和緩局勢，突然又改變了要奉軍撤走的主意，由於曹銳等深怕奉軍撤退，吳佩孚勢力更大，因此說服了曹錕，特派曹銳到瀋陽，向奉張要求，挽留關內奉軍。曹銳並向張作霖解釋，說攻擊梁內閣完全是吳佩孚的個人行為，與曹家兄弟無關，吳佩孚跋扈自專，很多方面並不聽曹錕的命令。張作霖於是也表示奉系所恨的吳佩孚一個人，對曹親家毫無怨恨之意。

2月15日徐世昌通電錶示關於內閣問題的態度，電報中略雲：“中樞進退，皆屬本大總統之職權，而本大總統於人才進退之際，但期有利國家，初無絲毫成見。至於整飭紀綱，則本大總統職責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內閣問題的責任歸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張作霖的面子，同時暗示可以“訓斥”吳佩孚以平奉張之怒。末了則提議擬派梁內閣的陸軍總長鮑貴卿組閣，鮑也是張作霖的兒女親家，對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較行得通的。徐還命鮑貴卿自己到瀋陽去和張商量，哪知張老帥見到鮑親家卻沉下臉來說：“霆九，你如果要過總理的癮，可以自己上臺，何必千里迢迢來關外問我！”

張這一句話便註定了鮑閣流產。

這時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視吳佩孚的態度。吳因為自己的兵力散在陝西和兩湖，部署尚未周全，因此十分靜默，且曾通電闢謠說本人和奉張決不開戰。

11年二三月間，北方局勢萬分險惡，段祺瑞從北京溜走，孫中山表示可以北伐，這些對直系都極不利。因此張作霖對直系的態度便愈益強硬起來，他以換防為名，動員大批奉軍入關。吳佩孚接到這個情報，也在京漢線上扣留車輛，調動軍隊，準備應戰。

於是曹銳大起恐慌，正巧3月8日（陰曆二月十二日）是張作霖的57歲生日，曹銳以祝壽為名再到瀋陽，張作霖對待他仍像往日一樣，有說有笑，可是一談到政治問題就打哈哈，顧左右而言他。曹銳找到孫烈臣打聽訊息，孫說：“咱們大帥想請教四爺，究竟是部下親呢？還是親戚親？”部下是指吳佩孚，親戚自然指張作霖。曹銳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決不會縱容部下做出對不起親戚的事情來。孫烈臣笑著說：“好吧！

咱就把你這話回覆大帥。”

於是張作霖很認真地向曹銳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梁士詒銷假復職，復職後讓他自動下臺；第二，吳佩孚不得兼任直、魯、豫巡閱副使，專任兩湖巡閱使；第三，段芝貴督直；第四，直軍退出京漢線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劃歸奉軍屯駐。

張作霖這時已下定決心要和吳佩孚拼一下，如果吳佩孚敢於反對梁士詒復職，他就以“反抗元首”、“軍人干政”的罪名，脅迫徐世昌下令討伐。

就在這時，北京爆出了一個大參案，是關於財政方面的。財政部以鹽餘作為擔保，發行債券，訂名為“八厘債券”，總額9600萬元。由於直系攻擊，所以另外成立了一個“償還內外短債審查委員會”，由審計院、檢察廳及銀行界重要分子合組而成，以董康為委員長。當時財政當局打算藉此掩人耳目。不料審查結果頗有弊端，遂提出大參案，建議法庭票傳財政當局和有關人員到案對質，財政總長張弧看見風色不對，乃棄職逃往天津。吳佩孚抓到這個頭目，又大做文章，稱讚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挾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將張弧撤職查辦。

曹銳正在瀋陽，張作霖見到吳佩孚的電報，氣上加氣，便聲色俱厲地質問曹氏兄弟有無約束吳佩孚的能力，張說：“這個姓吳的根本不把咱們親家（指曹錕）放在眼中，實在太欺負你們了。他攻擊北京就是打擊我，打擊我無非是迫你們和我作對。如果沒有我，還會有你們嗎？三哥（指曹錕）如果礙於情面，我只好代你們重重地教訓他一頓。”

在張作霖盛怒之下，曹銳急忙趕回保定，要求曹錕以重大壓力制止吳佩孚“胡說胡為”！

曹錕聽了曹銳許多不利於吳的話，既感於事態嚴重，同時為了要緩和張的盛怒，乃考慮對吳約束一下，因此電召吳到保定來面商一切。吳藉口忙於軍務，不能分身。這一來可真惱怒了曹三爺，乃表示如果吳敢於一意孤行，他們兄弟就在張吳兩人之間宣佈中立。吳聽到這個訊息，才鬆了口，表示一切問題請老帥作主，自己絕對服從。

由於事機緊迫，曹銳便代吳擬了一個電稿於3月10日發出，這個電報解釋五點：

“（一）元首提樑士詒組閣，張、曹兩使均贊成之，佩孚反對梁氏乃反對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牽涉他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