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段之上，並且張勳對徐抱有特殊好感，因此以徐代段不會引起嚴重後果。黎也覺得傀儡總統和蓋印機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幹一下，就採納了策士們的建議，派王士珍到衛輝迎接徐世昌來。

從10月下旬到11月，徐世昌突然變成“解決時局的中心人物”。北京傳出來的訊息異常混亂，一會兒說徐即將來京，一會兒又說他不肯來。最後，他提出了“擁護元首”、“維持合肥”、“不入政界三個條件，要黎答應後才肯動身。

徐世昌於11月16日到北京，當天並不到公府謁見黎。17日，黎親自到五條衚衕拜訪他，希望從他取得一些安慰，但是他只向黎說了一些海闊天空漫無邊際的話，黎十分掃興地回到公府來。府秘書長丁世嶧勸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認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會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願意做總理。段是個心地狹小的人，先發表命令，必然會負氣出走，徐就可以從容上臺了”。黎不以這個意見為然。另外有人建議電召馮國璋、陸榮廷晉京，然後下令免段的職，黎也不以為然。那些策士不滿於這種畏首畏尾的態度，因此，他們沒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電報給馮國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訊息，請馮發電為之捧場。可是馮的訊息很靈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同時馮自己正因為當選副總統，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侷促不安，想找一個機會應酬段一下，因此回電說，內閣仍以維持原狀為宜。這樣，就使黎的逐段計劃多了一層阻力。徐世昌上臺多了一層顧慮。

17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雙方兼顧的辦法，就是孫洪伊、徐樹錚兩人同時免職，並且推薦張國淦繼任院秘書長。他認為張國淦以前做過府秘書長，又做過段內閣的閣員，這樣一個與雙方都有良好關係的人繼任秘書長，一定能夠融洽府院感情。此時黎既沒有勇氣拒絕徐世昌的意見，而舍此之外又無更妥善的辦法，就於20日下令罷免了孫洪伊的內務總長。

22日，徐樹錚拿了免他自己的職的一道命令入府蓋印。黎一面蓋了印，一面又覺得忐忑不寧，要聘徐做公府軍事顧問，還說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話。

24日，段向公府提出三點質問：一、現在府方一切措施，是否與責任內閣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經常延擱國務院的呈閱公文，倘有貽誤，其責任應當誰屬？三、經國務會議透過應當釋出的命令，府方經常拒絕蓋印，能否說明其理由？

孫洪伊仍然退回到國會，仍然不斷利用國會黨團的力量打擊段。6年1月14日，步軍統領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衚衕孫宅進行搜查，據說孫宅藏有“危險分子”八人，孫洪伊有“陰蓄死士進行暗殺”的嫌疑。這樣，孫便只得逃往南京託庇馮國璋。

一般人都以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軟化而告解決，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樣，他認為孫洪伊免職僅僅是內閣內部的問題，不能視為府方的讓步，院秘書長徐樹錚既然去職，府秘書長丁世嶧也該去職。黎本想拒絕段的這個無理要求，可是忽然張勳來一個痛斥丁世嶧的電報，因此黎只好同意段的要求，2月25日派夏壽康繼任府秘書長。

丁世嶧辭秘書長後，發表辭職書有云：

“國務會議以前無議事日程，會議以後無報告，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官總統不知其來歷，國務總理恆匝旬不一晤總統，惟見秘書長傳達於其間，有所詢則以事經閣議，內閣負責為對抗。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為盡職。……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務省早經奏明日皇，而我大總統至時尚未盡知其事。內閣與章公使往來十餘電報未一呈閱。

……”

一○四、浙江的變動

浙江是在段祺瑞主政時期納入北洋勢力範圍的。

由於浙江督軍呂公望不能控制全域性，5年12月段派曲同豐到浙江幫助呂公望處理收束軍隊事務，呂曾在北洋陸軍速成學堂肄業，曲是他的老師，有這樣的淵源，所以呂對曲有信心。曲、呂會談時，呂曾提到浙江軍官有的不聽排程，有的不服編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廳長夏超極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呂對夏極為不滿。曲說：這次由北京出來，段曾告他，要他告訴呂說可以放手去幹，段會做呂的後盾，對於目無督軍的浙省軍警首長，都可以罷免和調動。曲回北京後，段果然調升夏超為浙江全省警務處長，改派呂公望的心腹傅其永為省會警察廳長，於是浙江的警政變成了不倫不類，有警務處，又有警察廳，警務處長雖然位在廳長之上，但是沒有實權，夏超認為這是明升暗降，當然不滿，他和浙江軍界關係很深，由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