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看，陳濟川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風風火火，見了人，不管是誰，總要打招呼，但說不了幾句又忙著走了，都以為他是個粗線條的人。其實他心裡很細，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語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

陳濟川在1928到1930年不到30歲的期間，曾應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長澤規矩也等人的邀請，四次東渡日本訪問，在東京、京都、大阪、神戶、九州、福岡等地展銷並收購中國古籍，並結識了日本一些專營中國古舊書的書店、書商，訪問了不少學者、藏書家、圖書館。經過多次出國展銷，來薰閣在國內外的名聲大振。而在琉璃廠相對比較保守的舊書界中，他是個別而勇敢的。

但這種文化友誼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不能不暫時中斷。而他則盡己所能支援幫助被日本人迫害的文化界朋友。“七七事變”前，他由魏建功先生介紹，在來薰閣書店中接待了朝鮮學者金九經先生，負責其食宿。抗戰爆發後，有抗日言行又發表過大量愛國抗日作品的鄭振鐸先生，在上海淪陷區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緝搜捕，處境十分危險。陳濟川毅然決定讓鄭先生隱藏在來薰閣上海分店的庫房內很長時間。鄭先生並以來薰閣為聚會點，與徐森玉、王伯祥等進步文化人士經常碰面。鄭先生專門研究中國民族傳統俗文化，對包括戲曲、小說、彈詞、寶卷，尤其對有插圖的書刊，有著強烈的興趣愛好。陳在收購書籍時積極予以配合。鄭最愛逛的書店就是來薰閣，不管在上海還是北京，幾乎日日必到，每來必有所得。1942年來薰閣上海分店收進一部《太音大全集》，兩冊，明正德、嘉靖年間刻本，附有精美插圖百餘幅，還有歷代名家題跋。鄭聞訊大喜，奈何囊中蕭索，力不從心。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凡遇好書，“力所不及，則節衣縮食以赴之，或舉債以償之，或售去他書以易之”。在來薰閣的耐心留存下，此書終被鄭先生購去。建國後，該書被收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五函中。

陳濟川與北京大學已故著名教授魏建功的友誼更是深厚無比。抗戰前，魏曾留學朝鮮，他與夫人王碧書的信件往來，都由來薰閣收轉。抗戰勝利後，魏先生一度曾受聘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從重慶起程赴臺灣，帶領教授臺靜農、何子祥、張宜忱等和學生共40多人，路過上海，以來薰閣上海分店為中轉站。魏夫人率子女從重慶去臺灣，路過上海時正逢中秋佳節，卻苦於經濟拮据，困在那裡。來薰閣分店及時送去白麵、豬肉和錢，真是雪中送炭，魏夫人十分感動。建國前後，魏建功先生經常介紹好多學界朋友到來薰閣選購圖書；他編輯的《錢玄同遺墨》、《中華新韻》等書也由來薰閣上海分店出版發行。1980年魏先生臨終前，對子女言：“你們以後不能忘了來薰閣書店的朋友和陳杭一家，他們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們很大幫助。”

陳濟川是書店老闆。經營店鋪，利潤是第一位的。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有時還要犧牲一點財帛，以全義氣。在日偽侵佔北京期間，諸事險惡，買賣不好做，琉璃廠的舊書、古玩、新書、南紙等行業，大多生意不如過去，來薰閣也不例外。陳濟川是個樂天派，整天還是那麼嘻嘻哈哈的，四處張羅，大家以為他的來薰閣底子厚，還頂的住，這話也不假。但相對說，在舊書商中，他的民族正義感是較強的，在暗地裡悄悄地做了一些對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設法幫助掩護進步的文藝人士外，還透過謝國楨教授的關係，把一批敵偽禁運的圖書偷偷運送到解放區。雖然數量不算大，但等於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緩解了解放區缺乏圖書的困難。抗戰時大批教育單位、學者教授文化人奔往大後方，也是十分缺乏必要的書籍資料。這些東西在北京有，敵人控制很嚴，淪陷區與大後方間通郵十分困難，一封信要輾轉繞好幾個地方，幾個月才能收到。已撤退到四川的專門研究考古的著名甲骨文專家胡厚宣教授，更是缺乏研究資料，寫信給陳，請他幫助購書。陳濟川就把《雙劍誃殷與駢枝》、《雙劍誃古器物圖錄》等重要考古書刊，拆散後，單頁裝入信封，分多次陸續寄給身在大後方的胡教授。胡先生收到輾轉幾地、被汙得油漬麻花的北京來信，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用“久旱逢甘霖”一語形容當為貼切。抗戰勝利後，胡教授回到北平，安頓好後，立即奔赴琉璃廠來薰閣，面向陳濟川致謝，並付書款郵費。陳笑而拒收，說，這是我們分內之事，何談區區之錢。他後來還為胡厚宣先生等考古學家出版了《戰後平津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等多種印數很少的學術資料專著。胡先生說：“來薰閣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