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巡海盜為辭，殊可不必”； 九月八日李鴻章致函曾國荃：“大疏請派輪船捕海盜，是李泰國七船結穴處，不比師門公賞各國之議，過於奇特。批旨若何？” 綜觀上述諭、函，我們可知曾國荃的主要意見有兩條：一、毋庸助攻南京；二、派遣洋艦巡海。 第一條，曾國藩覆函內，有一句也僅有一句提到洋艦作用“不重在剿辦發逆”，曾國荃覆函被上諭引用“江邊”云云，就有三十九字之多，根據諭旨引用大臣章奏僅抄要點的慣例，那麼原文論證此一觀點，必更繁冗。同樣一個意思，曾國藩寫一句，曾國荃為什麼寫那麼多句呢？前線將領更瞭解具體情況？還是基層幹部更知道形勢機宜？“不重在剿辦發逆”與“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哪種說法更含蓄有味呢？提出正確的問題，比解答問題更難能可貴；因此，我不擬自問自答，而將研讀重點放到第二條“派輪船捕海盜”。 南京圍局漸成，“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上至朝廷，下至江、皖、蘇、浙各部軍隊，無人不知，曾國荃不願他人分功的心意，也是中外俱鑑。只要戰事無所停頓，日有進展，則朝廷樂於觀其成，同僚不便掃其興，各有所得，皆大歡喜。但是，曾國荃終究只是一軍統領，而非全域性統帥，當總署諮商洋艦事宜，固可就事論事，發表“不藉輪船戰攻之力”的意見；輕言“派輪船捕海盜”，居然以排程全域性自任，則有語侵尊上的嫌疑；談興正濃，收不住口，甚而“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則儼然指示機宜，全未考慮此事自有欽差、總署、軍機諸公籌劃，不勞前敵將領代謀。 最為微妙之處，則在於：李泰國艦隊一事，無濟實用，耗費巨資。無濟實用，可以“形勢比人強”解之，一兩年前，誰敢設想今日的樂觀局面？決策過於保守，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不算大錯。耗費巨資是決策失誤後的必然後果，本非大錯；但在此時，則是大錯，因為，這筆巨資的性質已經發生根本改變。這筆巨資，已非當初作出保守決策時的資金投向錯誤，而是對方悍然違約、總署懦然“俯從”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投資者不但失去裝置的實際控制權，並被追加裝置運維、人員薪酬等費用，還要承擔外國軍隊橫行內江、大局無法調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簡言之，總署諸人因談判失誤，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當局者知道這點，旁觀者如曾、李，對此亦有深刻的認知。只是議政王奕訢參與祺祥政變，為皇室第一功臣，餘威猶在；兼之大敵當前，不宜掀起內爭，所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回覆密函時，不僅不埋怨辦理失宜，對耗費巨資這個話題，更是小心翼翼，絕口不提。尤有甚者，曾國藩說：“區區一百七十萬之船價，每年九十四萬之用款”，“以中國之大，視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輕描淡寫間，將國有資產流失這等大錯編排成“秋毫”小眚，為總署諸人佔一地步，開一境界，壞事變成好事，被動化為主動。混淆是非也好，矯幹逆說也好，總之，他的回信體用兼備，詞義俱贍，最能撫慰總署諸公悔疚慚恨的心。所以，奕訢覆函曾國藩，極佩其說　。 曾九縱無乃兄如此大智慧，只要有問則答，不及其他，未嘗不是正解。可是，他不但倡改裝置用途（由助剿南京變為巡捕海盜），竟還說：“因輪船所需經費甚巨，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濟”；這不擺明在指責總署決策失誤、浪費巨資，亟需補過麼？李鴻章九月八日致函，雲：“大疏請派輪船捕海盜，是李泰國七船結穴處”；“結穴”，是堪輿家術語，所謂地脈頓停之處，地氣蘊積之所，具體表現為地面的漥、突。觸動“結穴”，必然壞了風水，壞了風水，必然要觸黴頭。所以，李用“結穴”一詞，含蓄指出曾國荃觸了總署的黴頭。十天後，則更明白的說明這層意思： “調停輪船一疏，此乃總理諸老疚心之事，不免觸惱成怒，公然言之，致觸忌諱”　； 曾國藩因此批評曾國荃，則更為嚴厲，到了觸及靈魂的地步： “弟十九日疏陳輪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盜為辭，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國來金陵攪局攘功，何不以實情剴切入告？‘苦戰十年，而令外國以數船居此成功，灰將士忠義之心，短中華臣民之氣’等語，皆可切奏。凡心中本為此事，而疏中故託言彼事以聳聽者，此道光末年督撫之陋習，欺矇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則更不宜欺矣。七船之事，餘曾奏過三次，函諮兩次，即不許李泰國助剿金陵、蘇州。李少荃亦曾上書恭邸二次。計恭邸亦必內疚於心，特以發賊未滅，不欲再樹大敵，故隱忍而出此耳。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而弟疏卻非由衷之言，恐樞府疑我兄弟意見不合，又疑弟好用權術矣”　； 曾國藩既是講究畏慎之學的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