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臨終遺言）。至於一介書生，親臨行陣，而每每克敵制勝的原因，他總結為：“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數語，盡之矣”　。左宗棠不佩服羅澤南的理學，但是極為佩服他這種不學而能、觸類旁通的軍事天賦　。塔齊布是湘軍名將，咸豐四年七月，曾經在岳陽和羅澤南合作，與太平軍進行遭遇戰。他本是瞧不起羅澤南這類“儒將”的，但是這次合作，改變了他的看法。當日，羅澤南和弟子李續賓率領一千人守護嶽州大橋，太平軍前來攻奪的軍隊卻有萬人之多。羅澤南從容排程，派五百人守營，五百人迎戰。前敵五百人又分為三路，每路不過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擊、抄尾，井井有條。就憑這種佈置，竟然數戰數捷，力保大橋不失。此後，塔、羅並稱，就再也沒人輕視湘軍裡帶兵的書生了。 王錱是曾國藩的老鄉，又是羅澤南的弟子。他長相“清癯”，但是“聲大而遠”，語速極快。師徒們圍坐講學，一旦進入自由討論時段，就只聽到他的大嗓門唧唧呱呱，滔滔不絕，別人根本插不上嘴。羅澤南不止一次的對他發脾氣：“璞山（錱字）盍少休，讓吾儕一開口乎？”　王錱這才自笑魯莽，把“話語霸權”交還給老師。他嗓門大，志向也大，十四歲就提筆刷牆，寫下一段豪言：“置身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則理自明，氣自壯，量自宏”；用大白話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為人下。這種性格，和他老師那種帶有腐儒氣味的性理之學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後他以一己之力防衛湖南的功績，也造成了他和曾國藩共事過程中產生矛盾，乃至決裂。 一開始，曾國藩很欣賞王錱這位充滿激情的血性男兒，稱讚他“真可愛也”　，引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為義”、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點哲學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勁兒，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為大後方，以湖北為後勤中心，支援江、皖，肅清東南；這是初起兵時曾國藩和王錱都能設想的遠大前程。可是，戰略上能夠取得共識，不代表戰術方面能夠所見略同，更不代表實際操作的時候也能和衷共濟，事權明晰。具體來說，複雜微妙的人事關係，決定了曾、王二人在戰術上不能達成統一；而針鋒相對的性格衝突，則為日常操作設定了諸多障礙。 三個性格迥異的湘鄉人就這麼走到一起，開創了湘軍。&nbsp&nbsp

團練之弊

當日練勇的指揮權，並沒有明確指定由曾國藩掌握，也就是說曾國藩沒有被授權指揮那些具體的將領和士兵。聖旨所謂“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實在是一個模糊的指令，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很大。“幫同”的意思，就是協助巡撫辦理團練和剿匪，至於怎麼協助、協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難問，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哪算哪了。當然，這也不是說咸豐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開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擁兵自重，破壞中央集權制度的遠見卓識。導致這種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於咸豐，而要歸咎於咸豐的爺爺——嘉慶皇帝。 嘉慶元年，川、鄂、陝、豫四省交界地區，白蓮教起義開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鬧越大。到了嘉慶四年，單憑國家正規部隊——綠營兵的實力，已經收拾不掉這個圍剿與反圍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時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經過改制，加入軍事和經濟概念，重新包裝，搖身一變為團練題材，在朝野熱炒之下，竟然連續漲停，托住大市。終於，在嘉慶七年，基本肅清白蓮教，為大清帝國接下來差不多五十年的國內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還算小好的調子。白蓮教被團練制度幹掉了，咸豐皇帝自然要嘗試這個辦法，用來對付太平天國。所以，從咸豐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團練大臣，並刊刻嘉慶初年的《築堡御賊疏》、《堅壁清野議》以及相關指導性檔案，頒發各省，號召大家邊學邊幹，苦練快上。可是，實際效果如何呢？ 團練的精髓，只有八個字：清查保甲，堅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鄉士民與起義軍勾結呼應，讓剿匪部隊沒有後顧之憂，不用東堵西捂，手忙腳亂。堅壁，就是砌高壘，挖深濠，修繕城防；清野，則是拆除城牆外若干裡內的房屋，清割農田作物。一可以斷絕起義部隊的糧食供應，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難度。這八個字紮實做到了，在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為戰，不佔領根據地的情況下，白蓮教起義軍想不成為“流賊”都不行。而一旦成為流賊，屁股後面總是跟著一隊獵人般的綠營兵，所到之處，則是堅固的碉堡，質樸勇敢的民兵，想歇腳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嶺作“山賊”，再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