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的價格，換成是別的紡織廠，我肯定不會賣這麼便宜的。而且我相信，同樣的價格，我賣給別的紡織廠，他們肯定會搶著要的！”

朱士聰仍然覺得，這種天上掉餡餅的事情，肯定是有問題的，他有些猶豫的望著李衛東，沉吟了數秒，最終還是開口問道：“小李啊，三萬塊一臺的價格，公司還是能夠接受的。你把裝置賣這麼便宜，是不是還有其他附加條件，如果有的話，不如先明明白白的說出來。”

“要說附加條件嘛，也是有的。”李衛東點了點頭。

“果然還有其他條件！”朱士聰反而有些心安，他開口說道：“是什麼條件？”

“我一共有四臺進口裝置，要賣的話，也打算一起賣，所以總公司要買的話，也要四臺裝置一起買！”李衛東開口說道。

“就這些麼？”朱士聰詫異的問。

李衛東想了想，隨後開口說道：“除此之外，還有件事情要麻煩朱書記，我打算辦一個停薪留職，還希望總公司能批准。”

“你要辦停薪留職？不想再公司裡待了？你這是打算下海啊！”朱士聰顯得有些吃驚，語氣中也有幾分不屑。

“下海”在當時而言，還是一個比較新鮮的詞彙。

八十年代，普通人對於“下海”這種行為，看法並不正面，國企職工和政府幹部甚至很鄙視那些“下海”的人。

這主要是因為私營經濟一直沒有被正名，個體戶的也缺乏社會地位。對於普通人而言，好好的幹部不當，下海去當個體戶，那是腦子抽筋了。

直到南巡講話發表之後，“下海”經商才逐漸成為熱潮，像是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國企人員，紛紛加入到“下海”大潮。

正因為當時的人對於“下海”的看法是負面的，當朱士聰提到“下海”這個詞語時，會感到吃驚，也會表現出不屑。

此前李衛東承包服裝廠，雖然也算是一種經商行為，但畢竟還是在國企的體系下做事情。

可“下海”就不同了，那是脫離國企的體系，自己經營工商業，這跟當個體戶的性質是一樣的，只是規模大小的區別。

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正式人員，“下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辭職，一種是辦一個“停薪留職”，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後者。

選擇停薪留職，一來是可以給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下海”失敗，被海浪一巴掌拍回在沙灘上，也可以回原單位繼續上班，大不了就是仕途受到一些影響，但不至於失去飯碗餓肚子。

選擇停薪留職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保留一個單位的身份，這在八十年代更是尤為重要。

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鄙視鏈。

比如城市戶口可以鄙視農村戶口；比如國企職工可以鄙視集體企業職工；再比如有正式工人可以鄙視臨時工；當然還有就是有工作單位的人鄙視個體戶。

在這一套鄙視體系下，一個國企幹部的身份，顯然是站在各種鄙視鏈最頂端的。有這麼一個身份，在很多事情上都會享有特權，這一點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出差住賓館，這時候如果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麼絕大多數的賓館都會對你笑臉相迎；而如果你沒有這個國企的工作證，只拿一個身份證的話，很有可能被賓館當成閒雜人等拒之門外。

再比如，坐火車遇到臨時檢查行李，這時候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麼臨時檢查可能就能省掉，或者只是簡單的檢查一下。可如果沒有這個工作證，你可能就要面臨更加仔細的檢查，張德歪瓜裂棗的遭遇搜身都有可能。

還有遇到公安部門嚴打的時候，交警部門設卡查車的時候，一張國企工作中都能省去很多的麻煩，至少不用遭到長時間的盤問。

甚至遇到了車匪路霸，國企的職工也要比普通老百姓受優待。有些聰明的車費路霸擔心受到打擊，也會對國企職工網開一面。

因為國企職工身上帶著的可能是公款，公款被搶的話，那相關部門肯定會有所行動，嚴重的話會在附近幾個村挨家挨戶盤問。

而普通老百姓的錢被搶，結果大概就是賊人跑了，抓不到了。

更何況運輸公司的工作證，還跟其他國企的工作證不同。作為交通運輸系統的企業，運輸公司的工作證在交通出行方面是有福利的。

比如你沒有買到去某地的火車票，完全可以刷運輸公司的工作證進檢票口，大不了就是上了車沒有位置坐，就當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