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國企的利改稅會進入到尾聲階段。利改稅之後，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透過稅法固定下來，國企逐漸擺脫了過多的行政干預，成為了自主生產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按照利改稅後的規定，國企需向國家上繳企業所得稅，中大型國企一律是交55的企業所得稅，小型企業分根據應納稅所得額分為八個檔次，最高檔也是55，最低一檔的稅率是10。

在這一套體系下，國企與三產如果統一核算，那大家都要按照55的檔次繳稅。

就好比運輸公司，貨運處一個月能賺二百萬，按照55的檔次上繳所得稅是沒問題，交完稅依舊是豐衣足食。

可若是運輸公司的三產澡堂子也按照55的檔次繳稅，那豈不是虧大了！

另外利改稅後，稅種也變得更加詳細，原來的工商稅被分成了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鹽稅，分別適用於不同的行業。

比如那些直接搞生產的企業，繳納產品稅和增值稅是理所應當。

可作為這個企業三產的澡堂子，什麼東西都不生產，如果是跟企業一起繳納產品稅和增值稅，四捨五入又虧了一個億。

在這種情況下，國企三產獨立經營、效益獨立核算、獨立進行納稅，就成了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而三產獨立經營，也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失去了靠山的庇護。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是旱澇保收，這其中也包括三產。國企的三產職工吃的是同一鍋的大鍋飯，同樣是旱澇保收。

三產獨立經營，效益獨立核算，這大鍋飯就變成了小鍋飯，三產經濟效益好，那自然是工資多獎金高，經濟效益不好，也就只能餓肚子。

然而國企三產早已經習慣了大樹底下好乘涼，大多數的國企三產都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最終走向了倒閉的道路。

在國企下崗潮中，最先下崗的也都是三產職工，即便是電力、石化等壟斷企業，都無法避免其三產的職工下崗。

在李衛東的記憶當中，運輸公司眾多的三產當中，最終活下來的只有四家。分別是汽修廠、客車站的小賣部、運輸公司子弟學校、以及交通醫院。

學校和醫院，分別被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所接收，變成了公立性質。汽修廠生意是越來越紅火。而客車站小賣部，靠著賣餅乾火腿腸泡麵，反倒是成了一塊風水寶地。

然而在李衛東的眼中，那些倒閉的三產卻有很多的潛力可以挖掘，他早已經看中了一個目標。。

“明年是八六年，企業承包政策就會明朗起來，到時候我可以承包三產了！”

想到這裡，李衛東不由得開始竊喜，他終於等到了創業的機會。